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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華古代文明資料庫( 王子主編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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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古代熱力學

來源:                                        中國國學網

                                                            
                                             中國也很早就利用熱力作為動力,現在中國民間很流行的走馬燈,就是在八百多年前發明的。走馬燈雖然是一種玩具式的燈,但它的原理和近代的燃氣輪機是一樣的,而燃氣輪機是近十幾年才研製成功,在歐洲,1550年有過一種雛型燃氣輪機的記載,但也比中國發明走馬燈要遲四百多年。
    近代在宇宙飛中和國防武器中不可缺少的火箭,全世界都公認最先是申中國發明的。我們在節日裡放的煙花就屬於這一類。真正的火箭約在公元1000年時已被應用於戰爭中,如下圖為火箭被應用於戰爭中。
   據說在公元1300左右,火箭才被馬哥勃羅傳入西方,歐洲才開始應用。經過人們不斷研究,火箭技術發展得很快。如火弩流星箭,能同時發射十支火箭,一窩蜂,能同時發射三十二支火箭,四十九矢飛廉箭,能同時發射四十九支火箭,百矢弧箭和百虎齊奔箭,能同時發射一百支火箭。這幾種火箭實際上是把很多火箭裝在一起,把各個火箭的藥線連在一根總藥線上,用的時候,把總藥線點著,傳到各火箭上,就會一齊射出去。
    明朝末年,茅元儀所著''武備志'上,載有所謂神火飛鴉,它和現在噴氣式飛機的原理是一樣的。跟著還發明了'飛空擊賊震天雷'。實際上就是一個雛型飛彈,這些發明都較歐洲為早。由此可見,中國古代對熱力的利用有著豐富的經驗。
    總括來說,我們可以得到一個結論。中國古代人民對於發現自然界的規律和把它應用到生產活動中去的智能,表現的時期是佷早的,就利用的程度來說,也是相當高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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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古代水力學

來源:                                        中國國學網

                                                            
                                             中國古代對水力利用也是十分廣泛和出色的。中國對水力利用首先是水的浮力。約在三千多年以前,中國已發明一種在世界上也是很有名計時工具-'刻漏'或'銅壺滴漏',這一種利用水的浮力,及利用當水的出口大小一定時,在一定時間內流出的水量與水位有關的原理而製成的。在一千八百多年前又發展一步,能利用水力並配合複雜的齒輪系統來製成天文儀器。另外,大家所熟悉的,在中國三國時候,曹操的兒子曹植巧妙地利用船來稱出大象的重量,也是利用了水的向上浮力。左圖為住於 江邊的筒車群,而右圖為水力翻車。
    早在一千九百多年前,中國就發明了利用水力來拉風箱或篩面,它是利用水力推動水輪旋轉,再利用一曲柄連桿機構,將旋轉運動改變為直往復運動而工作的。以後又設計製成'水碓',用來舂米。
    此外,還有利用水力來碾米,磨面以及用水轉筒車或翻車來灌溉田地的記載也很多,本頁最低下的幾張圖就是在(天工開物)中幾幅有關利用水力的裝置圖,由圖可見,當時的設計和現在水輪機的原理是一樣的,這說明中國古代利用水力確有了不起成就。
    以上的記載已有一千一百多年歷史,在英國水力排水機械的應用要比中國遲九百年以上。中國利用水力紡紗,也最遲在六百多年以前就發明了,而在英國,發明用水力紡紗也比中國遲四百五十年左右。
由此可見,中國對水力的利用,最晚起始於東漢初年,即至少已有一千九百多年的歷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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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古代風力學

來源:                                        中國國學網

                                                            
                                             早在一千七百年以前,中國古代人民已能利用風在直方向上產生的壓力和推力來幫助人力的不足,當時最普遍的應用就是船上的帆,它和近代的帆船一樣,都是利用風力來使船前進。
   中國古代對於風力還有雨種很好應用方式,它是利用風力使一個軸發回轉運動而產生動。其中最好的是立帆式風輪,它可以不受風向改變影響,總是單向回轉。圖左及圖右是中國大活口一帶的立帆式風輪的略圖,在設計上十分巧妙。它的構造可以說是直接由船帆變化得來的。把同樣大的八個船帆編裝在一個直立的桿上,外邊一部分較窄,裡邊一部分較寬,各個帆的正中上端由一條繩E栓上,這條繩經過滑車P,下行,繫在下邊的橫桿上。各帆的裡邊用幾條繩子粒緊。繩長度,以當帆面與風向垂直,結果能得到最大的風力。當帆轉向逆風的一邊時,帆就自動地和風向平行,結果受到風的阻力最小。最巧妙的地方就是不管風由哪一個方向吹來,風輪總是向同一個方向旋轉。這實在令人十分佩服的設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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降落傘

「舜乃以兩笠自桿而下,得不死。」

《史記·五帝本紀》

   中國人早就認識到空氣的浮力可以對抗地心引力,使位於高處的人平安落地。早在4000年前就出現了最原始的降落傘,它和現代的降落傘原理相通。據《史記》記載,父系氏族社會後期部落聯盟領袖舜是一位受人尊敬的古代帝王,舜的父親瞽叟(失明老人的意思)對這位好兒子極不公平,總是設計謀害舜。一次舜在高塔式糧倉上幹活,瞽叟就在下面點火焚燒了糧倉,要燒死兒子。舜手拿兩個圓錐形斗笠從高高的糧倉上飛了下來,並平安落地。這是人類利用空氣浮力的最初嘗試。又據岳飛(1103—1142)的孫子岳(1183—約1242)在一部筆記《史》中記載,廣州有一座很高的清真寺,有一天人們忽然發現清真寺塔頂的一隻巨大的金雞缺少了一隻腿,原來是被一個竊賊盜走了。這個竊賊在供詞中交代了他巧妙逃脫的過程。原來竊賊拿著兩支沒有柄的雨傘匆忙跳下,雨傘起到降落傘的作用,勁風把傘撐開,也使他平安落了地。17世紀時,法國駐泰國的大使德·蘆貝爾親眼看見中國雜技演員如何利用降落傘的情景,他在《歷史性關係》中寫道:「演員在高空惟一可以借助的是兩把傘,把它緊繫在腰上,人從大鐵圈裡鑽過去往下跳,風有時把他帶到地上,樹上,有時吹到河裡。」

舜持斗笠從糧倉上跳下,並平安落地。

    在歐洲,達·芬奇15世紀設計過降落傘草圖,18世紀末,裡諾曼利用兩把傘從房頂成功跳下,正式將此發明命名為降落傘。

現代降落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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進步的中國古代科學
──由中國卓越的科學家談起

                   文/涵                                                  【正悟網】
西方國家自從工業革命之後,科學發展看似好像一日千里,和中國當時積弱的清朝相比較,覺得中國科學似乎比不上西方國家。歐美各國在當時有火力強大的武器設備,近代則是先於中國發明了衛星、太空梭。因此,當有些人生了重病,在國內治不好時,往往都會轉到歐美先進國家作進一步診療。以至於最後還有人自貶地說:「外國的月亮比較圓。」

就在大家一昧地追隨西洋科學,享受現代科技新產品的同時,漸漸地和我們中國古代淳樸民風日趨悖離。導致性觀念愈來愈開放,道德觀愈來愈薄弱,甚至為了追求感官上的滿足,短視近利。
可是當我們翻翻古書中的記載時,卻會發現中國古代科學的進步其實是遠遠超出西方國家的。中國的古人凡事講究修心養性,樂天知命,在天人和一的觀念下,曾經出現不少令現代西方學者十分敬佩的科學家,以下將一一介紹他們在中國歷史上的卓越成就。
張衡(東漢,西元78~139年)
在他為仕期間,創造了世界上最早運用水力的機械──渾天儀。根據渾天儀來觀測天體,發現了月亮不會發光以及月蝕的成因,記載在《靈憲》(註1)一書。而地動儀(註2)是張衡在西元一三八年的發明,用來測定地震,結果準確,是全世界第一個測報地震的儀器。在氣象學方面,張衡發明了候風儀,是在空曠的地上立一根五丈長的竿子,上面裝上一隻可以轉動的銅鳥,人們便可以根據銅鳥轉動的方向來判別風向,這和十二世紀時,西方裝在屋頂上的風向雞非常類似。

張衡為人勤勉樸實,由於一生行事光明,品德清高,不攀龍附鳳,所以入仕後升遷很慢,被人譏諷他「垂翅故棲」,張衡還因此作《應間篇》(註3),說明自己不迷戀仕途,在乎的是品德,在乎的是學問研究。
祖沖之(南北朝,西元429~500年)
在數學方面的貢獻有:《隋唐書•律曆志》(註4)記載他算出圓周率到小數第七位3.1415926~3.1415927,比外國早了一千多年,直到十五世紀阿拉伯數學家阿爾卡西(AlkashiJeshid)算到小數點後十七位,才打破祖沖之的記錄。祖沖之算出球體體積公式,得出:「等高處的橫截面積相等,那麼二個立體的體積也必須相等。」的結論,比義大利數學家卡瓦列利(FraneescoBonaventuraCavalieri)得出同樣結論早了一千多年(註5)。在天文學方面,東晉虞喜提出「歲差」(註6)現象,祖沖之證實歲差,並將之引進他編成的《大明曆》曆法之中,《大明曆》還包括祖沖之的新閏法及交點月(註7)的發現。古人只知「十九年七閏」,祖沖之推算得更精密,提出「三百九十一年,有一百四十四閏」。

祖沖之雖生在官宦之家,但無紈袴子弟的習氣,也不醉心利祿,虛心學習有關天文、數學的著作,並親自一一進行精密測量及仔細推算,做事實事求是,不盲目接受。他自評自己是「親量圭尺,躬察儀漏,目盡毫釐,心窮籌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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僧一行(唐朝,西元673~727年)
一行原名張遂,年少已學問淵博,名聲遠播,許多人都想與他結交,包括武則天的姪子武三思,但張遂不想攀交權貴,於是出外訪遊,尋訪高師,虛心求學,最後來到河南嵩山,剃髮為僧,法名「一行」。他本來就不喜從仕,不重名利,更斷然拒絕為武氏王朝效命。
後來經人推荐而為唐玄宗的顧問,康玄宗多次求賢,一行為了發揮一己所長,貢獻社會,於是應召出山。在這段期間他開始了科學研究,最大的貢獻是他擅長研製天文觀測儀器,比如研發了黃道游儀、水運渾天儀。黃道游儀被利用來觀測日月、星辰的位置和運動情況,後來他發現恆星位置不是一成不變,它有運動變化的規律。水運渾天儀是利用水力驅動一個仿造天體運行的機械,類似於現在的地球儀,外圍裝了兩個小圓環,各鑲了一個圓球,表示日月,利用水力推動齒輪旋轉,很有規律演示日月及星象的運轉,此外,水運渾天儀外設置兩個小木人,每刻擊鼓一次,每小時撞鐘一次,完全利用齒輪轉動,可以稱之現代鐘錶鼻祖,比西元1370年威克鐘早了六百多年。

在西方科學中,深信眼見為實。所以從亞里斯多德的年代就因為測不到恆星的運動變化,因而誤以為恆星是不會運動的星星。直到二十世紀初,透過比較精密儀器的測量,證實了銀河系以及其他星系是運動的之後,才開始有了恆星也是會運動的觀念。然而,在完全沒有現代化先進的科學儀器的中國,卻能在西元六、七百年前就發現恆星位置是會改變的,可見中國古代的科學真是相常的進步,而且似乎是走了另外一條超乎現代人能想像得到的路。
另外,從僧一行的生平也可以看到他與現今的科學家有很大的不同。現代的很多科學家,一生中花了不少心血在自己的科學研究上,從早到晚忙忙碌碌,很難抽出一點時間參與其他的事。雖然也有少數科學家在成名後兼任行政職務,不過似乎就很難再去好好發展自己的研究了。不過,我們卻發現一行在為仕期間,除了直言不諱指出政治弊端,同時專注於科學研究,並有相當高超的成果。最後,他在剛編好大衍曆時,就與世長辭了。
沈括(宋朝,西元1031~1095年)
沈括生於官宦之家,非常多才多藝,對禮樂制度、醫藥、天文都很有興趣。在他出使契丹期間,藉由觀察地理形勢,曾繪出《使契丹圖鈔》,成為重要的軍用地理資料,也曾用麵糊調木屑和熔蠟製成立體地形模型。在西方,直到十八世紀,瑞士才出現地形模型,而且規模比沈括的小得多。沈括曾經改革鹽鈔、貨幣及役法,統整軍務,具有相當的政治才華。此外,沈括是世界上第一位使用「石油」一詞的人,過去石油被稱為「石液」、「石漆」,不被前人看重,但沈括一次到延州考察它的用途、採集方法及蘊藏量,預料後世一定會大規模採用石油作為原料。沈括去訪察河北時,行經太行山,發現大量螺蚌殼及鵝卵石,推測這一帶在太古時代一定是海岸,這種根據古生物化石推斷沖積平原成因的理論,在世界遙遙領先,比英國人赫頓(James Hutton)在十八世紀提出同樣學說早了六百多年。

然而,沈括成就還不只這些,包括天文、曆法及算學,在這三方面他有獨到的見解。在天文方面,他發現了地磁子午線和地理子午線的差(註8、9),這是世界上最早關於地磁偏角的記錄,比1492年哥倫布横渡大西洋發現磁針偏角早了四個世紀,而在他的著作《夢溪筆談》記錄了另一項磁偏角的發現─北極星同北極距三度多。在曆法的成就,過去曆法以月亮朔望定月,但沈括根據節氣定月,把一年分為十二個月,大月三十一天,小月三十天,取消閏月,發明「十二氣曆」,也就是今天的陽曆。在算學的貢獻,沈括的著作《九章算術》發展了等差級數求總和的算法,稱為「隙積術」;另一個是「會圓術」,就是從已知的直徑和弓形的高度,求出弓形底和弓形弧。
沈括具有實幹的精神,不辭辛勞,為國為民。從仕期間將全部精神報效國家社會,後因王安石變法失敗,受到株連被免職,從此不再參加政治活動,其著作《夢溪筆談》便是此時完成。英國科學史家李約瑟博士(Dr.JosephNeedham)在他的《中國科學技術史》(Science andCivilisationinChina)一書中,把《夢溪筆談》說成是「中國科學史上的里程碑」;日本數學家三上義夫在其《中國算學之特色》中說日本的數學家沒有一個比得上沈括。沈括真是中華民族引以自豪的人物,為第一流的科學家。
郭守敬(元朝,西元1231~1316年)
郭守敬是元代的天文學家、水利學家、數學家及儀器製造家,大半生都奉獻給了水利和天文,成為這兩方面的領導者。(明史.郭守敬列傳)

他曾帶領人民疏通水渠,開新渠,修建舊渠,引水灌溉農田。最長的水渠是長達兩百公里的唐來渠,其次是一百二十五公里的漢延渠,以及許許多多的幹渠、小支渠、古渠。現在北京給水工程使用的水渠,從昌明經昆明湖到紫竹院,是沿用當年郭守敬的路線。在《寧夏新志》中就記載著郭守敬的水利工程:「逮今兩壩橋樑,尚其遺制,工作甚精。」
在天文部份,1276年郭守敬發明滾柱軸承,歐洲到15世紀才有類似設計。之後,郭守敬革新中國古代天文儀器渾儀,取名「簡儀」,測出二十八宿距星(註10)的位置,比1598年丹麥天文學家第谷(TychoBrahe)的發現早了三百多年,所以簡儀可以稱為世界上最早的赤道儀。
在數學方面,依《元史·郭守敬傳》記載(註11)他發現黃赤交角在變小,於是重新測定的新值是23°90’,折360°制分別爲23°33’23”,與近代天體力學公式計算出的23°31’58”,誤差僅爲1’45”。18世紀未,法國天文學家拉普拉斯提出黃赤交角值在逐漸變小的理論時,就曾引用郭守敬的測定值作爲理論根據,並給予高度評價。
郭守敬曾爲修曆而設計和監製的新儀器有許多種,堪稱為大發明家。其中包括有:簡儀、高表、候極儀、渾天象、玲瓏儀、仰儀、立運儀、證理儀、景符、窺幾、日月食儀以及星晷定時儀12種(史書記載稱13種,有的研究者認爲末一種或爲星晷與定時儀兩種)。另外,他還製作了適合攜帶的儀器四種:正方案、丸表、懸正儀和座正儀。
郭守敬做事非常認真,喜歡觀察和鑽研問題,實地戡察,實踐學習,找出解決之道。元世祖忽必烈於公元1262年召見郭守敬,他向世祖「面陳水利六事」,頗得信任。他每奏一事,世祖就嘆氣說:『任事者如此人,不為素餐﹝沒有白吃飯﹞矣!』當時元朝政府規定年滿七十歲可以退休,但朝廷許多工作仰仗郭守敬,所以不准他退休,郭守敬一直到八十三歲才准予回鄉養老,八十六歲去世。他這一生真是為國家鞠躬盡瘁。

師父在美國講法第八十七頁提到:「古人道德卻比現在高尚得多。現在人覺得古人不好,其實是因為你站在現在人的敗壞了的觀念上去看古人。過去的人一點也不比現在人不聰明。人的大腦所能用的那部分從來都沒有擴大過。只是我們現在的人覺得自己了不起,覺得自己聰明。社會的發展也是神安排的,允許你發展到這一步出現了現代化的機器,現代化的設備。古人沒有想到造它嗎?只是神在那一步還沒有安排。現代人一點也不比古人聰明。但是在這個物質越發展,往往人就越陷在這個物質現實當中。」

現在的人總為西方現代科學的日益發展而沾沾自喜,總認為科技產品為人類帶來了便利生活,還以為現代比過去的人聰明許多。可是,由於人的道德沒有提升,結果卻是現代科技造成許多人只是耽溺一己物慾,重視享受。和中國古代科學相比之下,我們不難發現古人不但在科學研究及成果上不輸給現代科學家,而且他們個個都是虛心求學,不求名不求利,單純地作學問,為貢獻所長,不怕劬勞。如此勇於實踐的科學精神,和中國古代科學成就一樣,一點也不遜色於西方現代科學,而且在中國幾千年的歷史當中都沒有造成大規模的環境污染或是使社會上的人心變壞。
看來,如果我們希望在未來的科技發展中,想要得到突破性或想找出一條永續發展之路時,似乎值得好好地研究研究中國古代的科學所走的路。
註1、《靈憲》:「月光生於日之所照,魄生於日之所蔽;當日則光盈,就日則光盡也...當日之沖,光常不合者,蔽於地也,是謂暗虛...遇月則食。」
註2、《後漢書•張衡傳》:「以精銅鑄成,員徑八尺,形似酒尊,飾以篆文,山龜鳥獸之形,中有都柱,旁行八道,施關發機。外有八龍首,銜銅丸,下有蟾蜍,張口承之。其牙機巧制皆隱在尊中。覆蓋周密無際。如有地動,尊則振龍;機發吐丸,而蟾蜍銜之;振聲激揚,伺者因此覺知。雖一龍發機,而七首不動;尋其方面,乃知振之所在。驗之以事,合契如神。自書典所記,未之有也。」
註3、《應間篇》:「君子不患位之不尊,而患德之不禁;不恥祿之不多,而恥智之不博。」
註4、《隋唐書•律曆志》:「古之九數,圓周率三,圓徑率一,其術疏舛,自劉歆、張衡、劉衛、王蕃、皮延宗之徒,各設新率,未臻折衷,宋末南徐州從事史祖沖之更開密法,以圓徑一億為一丈,圓周盈數三丈一尺四寸一分五釐九毫二秒七忽,朒數三丈三丈一尺四寸一分五釐九毫二秒六忽,正數在盈朒二限之間,密率圓徑一百一十三,圓周三百五十五,約率圓徑七,圓周二十二。又設開差幕,開差立,兼以正圓參之,指要精密,算氏之最著也,所著之書,名為綴術。學官莫能究其深奧,是故廢而不理。」
註5、「卡瓦列原理」:「等高處的橫截面積相等,那麼二個立體的體積也必須相等。」義大利數學家卡瓦列利在十七世紀發現這項結論,卻自稱為卡瓦列利原理﹝Principle of Cavalieri﹞,使後人誤以為這項算學發現是源自義大利。
註6、「歲差」:歲差就是自轉軸繞圈圈(就像陀螺要倒地之前,陀螺會傾斜著轉圈圈的樣子)的現象。地軸約23.5度的傾斜才造成歲差,其速率為每年移動50弧秒,約需時兩萬六千年一周,因此北極點(northpole)是會隨歲差而變動。因歲差之原因造成恆星年與回歸年長度之不同。(恆星年:地球公轉360度所需時間, 365.256354平太陽日;回歸年:地球兩次經過春分點所需時間, 365.24219平太陽日)
註7、「交點月」:月球連續兩次向北通過黃道所需時間,長度為27.21222平太陽日。西曆中每一個曆年(365或366平太陽日)分成十二個月,按照傳統習慣,月的長度有28、29、30和31平太陽日四種。
註8、《夢溪筆談•卷二十四》:「方家以磁石磨針包身契,則能指南,然常微偏東,不全南也。」
註9、「磁偏角」:地球上的磁極,和南極、北極稍許有一些偏差,所以磁鍼的南北線和地球的子午線不一致。這在科學上叫做「磁偏角」,又稱爲「磁差」或「偏差」。磁偏角的數值,在全球各地是不相同的。
註10、「二十八宿距星」:中國古代天文學家為了比較日、月、五星的運動而選擇鄰近天赤道附近的星象,劃分成二十八個不同大小的部分,每一部分就叫作一「宿」,作為觀測時的標誌。我國古代就是依據每宿星象的出沒和中天(位於頭頂時)的時刻來判斷季節,甚至在編製的曆法中劃分24節氣, 和推算日、月、五星位置的標準。 二十八宿的星區劃分已明確地預示了今日劃分星空區域的精密方法。
註11、《明史.郭守敬傳》:所創法凡五事:一曰太陽盈縮.用四正定氣立為升降限,依立招差求得每日行分初末極差積度,比古為密.二曰月行遲疾.古曆皆用二十八限,今以萬分日之八百二十分為一限,凡析為三百三十六限,依齬|招差求得轉分進退,其遲疾度數逐時不同,蓋前所未有.三曰黃赤道差.舊法以一百一度相減相乘,今依算術句股弧矢方圜斜直所容,求到度率積差,差率與天道實郎X.四曰黃赤道內外度.據累年實測,內外極度二十三度九十分,以圜容方直矢接句股為法,求每日去極,與所測相符.五曰白道交周.舊法黃道變推白道以斜求斜,今用立渾比量,得月與赤道正交,距春秋二正黃赤道正交一十四度六十六分,擬以為法.推逐月每交二十八宿度分,於理為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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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古代數學發展
  

中國古代流傳的一段神話:

夏禹治水的時候,洛水出現一隻大龜,背上有圖有字,稱為洛書,據說洛書出現後才產生了數學。






概況

  •         中國的數學源遠流長,從五六千年前結繩記數,發展到夏商時以甲骨記載大數字,籌算、珠算支配中國數學年千多年,確立十進位值記數法。
  •         數學發展到宋元時期,許多成果是領先當代。可是到了明朝八股取士的制度一開,中國的數學就此一落千丈。
  • 中國的數學書除了明朝程大位的《算法統宗》有以詩歌的形式寫一些數學問題及解法之外,其他的書都是不容易讓人讀得懂,這是數學難以普及的致命傷。
  •         中國古代數學之數學理論多半是由於解決某些實際問題而引起,理論與理論之間缺乏緊密的聯繫,沒有形成一個嚴密的演繹體系,一旦生產和社會需要減弱,學術立刻就有中斷或散失的危險,古代傳統數學偏重具體問題的解決,對純理論的推導不大感興趣。


   
  
  
中國古代數學發展可分成幾個階段:

(一)   中國古代數學的萌芽期 — 先秦數學
先秦數學的主流是實用,從建立先進的十進位值制記數法,到發展各種實用的計算方法與測繪方法及工具,都體現了這一精神,並深刻地影響了後世數學的發展。
方圓是古代幾何學中最基本的圖形,規矩就是當時最基本的的繪圖與測量工具,規是圓規,用以畫圓或正圓,矩就是直角曲尺,用以畫方或正方。   在成書於公元前二世紀的《周髀算經》中記載了周初周公與數學家商高的一次談話中論述了矩的使用方法:「平矩以正繩,偃矩以望高,履矩以測深,臥矩以知遠,環矩以為圓,合矩以為方。」這是古代長期使用矩進行測繪的經驗總結。
  「平矩以正繩」是平、直的方法;
  「環矩以為圓,合矩以為方」是以矩代規可以畫圓和用矩畫方的方法;
  「偃矩以望高,履矩以測深,臥矩以知遠」都是利用相似勾股性質或比例線段性質測量高、深、廣、遠的方法,也就是推求第四比例項的方法。
這些測量方法既奠定了中國古代測量術的基礎,又擴大了矩的原有應用範圍。春秋戰國時代由於戰爭和生產的需要,各諸侯國紛紛修建城牆、堤防和水利工程。為了使各項工程合乎需要,必須進行測量和計算。其中涉及到大量的幾何測繪與計算工作。當時城牆的建築已開始繪製平面圖。

春秋戰國時代,由於手工業、土木工程等的發展,積累了較多的幾何知識。百家爭鳴中,由於辯論的需要,推動了邏輯學的發展。這種因素的結合,就導致了理論幾何學的萌芽。在這方面,惠施等人因辯論哲學與邏輯問題而有所涉及,而真正進行了較廣泛研究的是墨子及其學派。     
在春秋末年,人們已經掌握了完備的十進制記數法,普遍使用了算籌這先進的計算工具,儘管沒有一部先秦的數學著作留傳後世,但是,人們通過田地及國土面積的測量,粟米的變換,收穫及戰利品的分配,城池的修建,水利工程的設計,賦稅的合理負擔,產量的計算,測高望遠等,積累了大量的數學知識,當時的數學知識分成了方田、粟米、衰分、少廣、商功、均輸、盈不足、方程、旁要九個部分,稱為「九數」;形成了後來《九章算術》的基本框架。
 
(二)   中國古代數學體系的形成 — 漢
        周秦以來逐漸發展起來的中國古代數學,經過漢代更進一步的發展,已經逐漸形成了完整的體系,中國傳統數學自古就受到天文曆法的推動,秦漢時期天文曆法有了明顯的進步,涉及的數學知識水平也相應提高。
西漢末年編纂的《周髀算經》是一部以數學方法闡述的天文著作,用對話一問一答的形式寫出的,提出勾股定理的特例和提出測太陽高、遠的方法,為後來重差術的先驅。
另一本數學著作《九章算術》,在東漢初年成書。用問題集的形式編寫的。全書集秦漢以來數學之大成,內容異常豐富,題材也很廣泛,對世界數學的發展,尤其是中國傳統數學的發展有著深遠的影響   
        以《九章算術》為代表的中國數學體系,其特點是以解決社會實際問題為主要目的,以算籌為重要計算工具,以十進位值制的記數系統進行運算,其內容包括算術、代數、幾何等各方面,這個數學體系在其自身的發展歷程中,逐步走向高峰,呈現著久盛不衰的局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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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魏晉南北朝的中國數學                                   
                            從三國到唐初四百年中,數學研究有顯著的進步。中國古代數學到了魏晉南北朝在理論上有了新的發展。其中趙爽和劉徽的工作被認為是中國古代數學理論體系的開端。
三國時代趙爽的《周髀算經注》是中國古代對數學定理和公式進行證明的最早的數學家之一,對《周髀算經》做了詳盡的注釋。自從趙爽注釋《周髀算經》後,中國傳統數學裡才開始有証明過程的論述。
劉徽的《九章算術注》,不僅對原書的方法、公式和定理進行一般的解釋和推導,且在論述過程中多有創新,更撰寫《海島算經》,應用重差術解決有關測量的問題。劉徽其中一項重要的工作是創立割圓術,為圓周率的研究工作奠定理論基礎和提供了科學的算法。劉徽藉「割圓術」求得圓周率的值為3.1416,準確至四位小數。後世稱這個數為「徽率」。
南北朝時期的數學發展依然蓬勃。《孫子算經》、《夏侯陽算經》、《張丘建算經》就是這個時期的作品。《孫子算經》給出「物不知數」問題,導致求解一次同餘組問題;《張丘建算經》的「百雞問題」引出三個未知數的不定方程組問題。
祖沖之父子的工作在這一時期最具代表性,他們在《九章算術》劉徽注的基礎上,將傳統數學大大向前推進了一步,成為重視數學思維和數學推理的典範。其著作《綴術》有比劉微更精密的圓周率近似值,正確的球體積量法公式,三次方程解法等輝煌成就,內容非常豐富,可惜已失傳。
祖沖之在估算圓周率成就比劉徽更上一層樓。他推算出圓周率的值介乎3.14159263.1415927之間,也是世界上第一位把圓周率的值計算準確至七位小數的人。此外,祖沖之還出用(稱為密率)   代替準確度較低的(稱為疏率)作為圓周率的近似分數。然而,究竟祖沖之用什麼方法把圓周率的值計算準確至七位小數,而他又怎樣找出作為圓周率的近似分數呢?這些問題至今仍是數學史上的謎。   
 
 
(四)   隋唐時期的中國數學
中國古代數學,經過漢唐間近千餘年的發展,逐漸地形成了一個完整的體系。繼魏晉南北朝時期數學的高度理論化發展之後,隋唐期的數學主要以實用算法的進步和數學教育制度的確立為特色,其間最突出的成就是三次方程與二次內揗法,與此同時,中國與印度的文化交流為傳統數學的發展注入了新的血液。
唐中期天文學家一行編製了大衍曆,創立了不等間距二次內插法,還有其他數學成就,如三次差分,等差級數求和,二次方程求根公式等,特別是在印度數學的影響下,一行編製了世上最早的正切表。
        到了隋唐時期,在教育制度上,設置了由國家掌握的學校  — 國子監,其中也設置了數學科目,當時所用的教科書,也由國家統一編訂。這是在歷史上第一次由皇帝頒行的第一套數學教書   —十部算經,由許多數學著作中選出來的,最後定為國子監學習用和科舉考試用的必讀書。這十部算經顯示了漢唐千餘年間中國數學高度展的水平。十部算經是指《周髀算經》、《九章算術》、《海島算經》、《孫子算經》、《夏侯陽算經》、《張丘建算經》、《五曹算經》、《五經算術》、《緝古算經》和《綴術》。
 
 
(五)   宋元時期中國數學的高度發展
宋代社會經濟繁榮,傳統數學必須加快改革與簡化舊有的籌算,而印刷術也在這個時候獲得發揚,同時唐朝科舉考試所設的明算科,至宋朝中止了,數學脫離了科舉考試的朿縛,向一個更為廣闊天地邁進。宋元是中國數學史上的黃金時代,宋元數學在很多領域都達到了當時世界數學的巔峰。
宋代數學的傑出成就包括了:增乘開方法、大衍求一術、天元術、四元術、招差術、垛積術、勾股形解法新的發展、球面直角三角形的研究、縱橫圖的研究、小數的應用。
宋元數學的光輝主要是建立在秦九韶、李治、楊輝、朱世傑四個偉大數學家的成就上。這一時期數學著作有:賈憲的《黃帝九章算法細草》、劉益的《議古根源》、秦九韶的《數書九章》、李冶的《測圓海鏡》和《益古演段》、楊輝的《詳解九章算法》、《日用算法》和《楊輝算法》、朱世杰的《算學啟蒙》和《四元玉鑒》   
在許多數學的重要領域之內,中國數學處於遙遙領先的地位。宋元時期的中國數學遠遠超過同時代的歐洲,如:高次方程解法較歐洲早出八百年,多元高次方程組消去法較歐洲早出近五百年,聯立一次同餘式解法較歐洲早出五百多年。
元朝以後,存在有許多不利於數學發展的社會因素,使進入十四世紀之後,元代數學逐漸蕭條,出現了後繼乏人,理論停頓的現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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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   明朝 明代是中國數學史上的一個特殊時期,一方面曾經長期發達並在宋元時期達到其頂峰,且取得了一系列輝煌成就的中國傳統數學,在元代後期漸趨蕭條,出現了後繼乏人,理論研究停頓的現象,並一直持續到明代後期,另一方面,元末明初出現了大量的民間實用數學書,其特點是內容淺顯,多為日用尤其是商業計算所必須,系統的理論敘述不復存在,書中將各種公式和法則編成歌訣,方便了記憶、推廣和使用;明朝出現的一批有關珠算的著作,珠算理論已成系統,最著名的是程大位的《算法統宗》,大大促進了民間實用數學的普及與發展。經過長期的發展與演變,到了十六世紀中葉珠算終於完全取代了籌算,實現了中國古代計算工具的重大改革,在實用數學與珠算並不斷發展的同時,明代的數學研究卻在逐漸衰退著,不但不能有所創造,連宋元時期已取得的數學成果也逐漸被人遺忘。
明代末年的曆法改革向理論數學提出了迫切要求,而經衰退的傳統學數卻能為之提供必要的基礎,由傳教士帶來的西方數學乘虛而入,從而改變了中國古代數學的發展方向。明末徐光啟和利瑪竇合譯歐幾里得(Euclid)的《幾何原本》前六卷和李之藻、利瑪竇合譯的《同文算指》出版以來,西方的筆算、納皮爾籌算、三角學、對數、幾何學、代數學內容以及納皮爾籌、比例規、計算尺等數學工具都傳入了中國。
 
 
(七)   清代
清代前期是中國數學繼明代較為沉寂以後的一個復興時期。清初,古算書散佚殆盡,人們對傳統學的了解主要是通過明代程大位的《算法統宗》而獲得的。清初,外國傳教士為了傳教事業而將西方科學知識帶進中國,藉以得清朝統治者和中國士人好感,清初最有影響的數學家梅文鼎一生著述宏富,能全面理解掌握中西數學,他的數學研究範圍廣,成就大。而清朝統治者,尢其是康熙皇帝,對西方先進的科學知識產生了濃厚興趣,帶頭鑽研學習,御定《數理精蘊》五十三卷,全面系統地介紹了當時傳入的西方數學知識,由此在中國知識分子中成了一股學習西學的新風氣。
乾嘉時期,中國數學的焦點發生了顯著的變化,由於雍正時期開始對傳教士實行禁壓政策,逐漸走向閉關鎖國,朝廷加強了思想統治,知識分子受到打擊,政府這種高壓政策迫使大批知識分子走向研究古籍考據經典的方面。隨著考據之風的興起,形成了發掘、校勘、整理、注釋古書的熱潮,改變了過去的研究方向。《四庫全書》收入數學著作二十六部,基本上把宋元以前的主要數名著都發掘出來了,使大批數學遺產重放光明。
清代後期,洋務運動促進了西學的引入,數學家們在研究傳統數學時則能注意吸收新的方法,中西數學開始合流,從而奠定了近代數學家在中國發展的基礎。中國數學家在冪級數、尖錐術等方面已獨立地得到一些相當於積分學的成果,在不定分析和組合分析方面也獲得了出色的成績。但總體看來,還不到西方同期的數學水準。
數學家李善蘭用了四年時間譯出《幾何原本》後九卷,至此中國有了完整的《幾何原本》中譯本。又譯出《代數學》、《代微積拾級》、《圓錐曲線》等。其中《代數學》是西方近代代數學的第一部中譯本,既論代數,也論指數函數、對數的冪級數展開式。《代微積拾級》是中國第一部微積分學的譯本,介紹了解析幾何中的極坐標、笛卡兒坐標、直線、坐標變換、圓、拋物線、橢圓、雙曲線、二次曲線分類以及三次、四次代數曲線的分類,此外還介紹了擺線、對數曲線、螺線等等超越曲線,微學中的一階和高階微分,函數的一般概念如常數、變數、函數)。《圓錐曲線》是一部討論圓錐曲線各種性質的著作。其後李善蘭埋頭數學研究,出版算書,這些著作,代表了當時傳統數學的最高水準。李善蘭不僅在數學的許多領域內有過創造性的研究,他同時還是帶頭引進西方高等數學的先驅者之一。李善蘭在翻譯中對原著符號系統的處理,採用中西結合方法,如   +、- 、´、÷、(、)、、   = 、 <>等都是照搬,但   + 改為、-改為、以避免和數字十、一互相混淆。確定了大批數學譯名,解析幾何的原點、圓錐曲線、拋物線、雙曲線、漸近線、切線、法線、超越曲線、擺線、蚌線、螺線二十多個名詞,微積分的無窮、極限、曲率、歧點、微分、積分等約二十個名詞,代數學的方程式、代數、函數、常數、變數、系數、未知數、虛數等近三十個名詞沿用至今,漢語數學名詞的創造是李善蘭的一項重要貢獻。
另一數學家華蘅芳翻譯的數學書有《代數式》、《微積溯源》、《三角數理》、《代數難題解法》、《決疑數學》、《算法解法》,其中《決疑數學》以初次將概率論引入中國而特別引人注意。華蘅芳亦新創了一些數學名詞如實根、迭代法、排列、母函數等。華蘅芳譯的數學書內容比李善蘭譯的書平易而廣博,譯文也明白通暢,其中有的書被當時的各種學堂選為課本,這使高等數學的基礎知識和基本方法得以廣泛傳播,在中國數學現代化的過程起了啟蒙作用。
當時中國人懂外語的不多,翻譯工作只好採取利瑪竇與徐光啟的辦法,由會講華語的外國學者按書中的內容口頭翻譯,中國學者筆錄整理,遇到難處再共同斟酌用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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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隱藏]
從傳統走向近代的變化
早在明末清初,西方傳教士帶來了《幾何原本》等數學著作,這種不用籌算,不用珠算,而用筆算的抽象的系統的數學令中國數學家耳目一新,徐光啟非常推崇歐幾里得(
Euclid)的《幾何原本》,他認為這是一本訓練思維的好書,「舉世無一人不當學」,從那時起,這本書對中國的初等數學教育開始產生重要的影響;但清代中葉以後,清政府採取閉關鎖國政策,甚至多次興起文字獄,使西方數學的傳入受到阻礙,數學家只得埋頭於傳統數學的整理與研究工作。1840年鴉片戰爭後,中國大門被打開,來華的西方傳教士不滿足於翻譯介紹西方數學,他們在中國辦教會學校,編寫數理化教科書,與此同時,清朝統治者也注意到辦學的重要。自此兩千多年來教學內容幾乎沒有任何變化的中國學校教育傳統受到了巨大的沖擊,數學課程在新式學校教育上佔了重要地位,這一時期教材棄西方數符號不用,重新創造一些漢字符號,排版也是從右而左,自上而下。



 
中國近代數學研究的開端
隨著西方數學的不斷引入,中國近代數學的研究活動亦就此發端,李善蘭於公元1872年發表中國第一篇有關素數的研究論文?《考數根四法》(所謂數根就是素數),有很高水準,清末研究數的論還有華蘅芳的《數根術解》、《求乘數法》和《數根演古?,公元20世紀初數學家周達著有《褔慧雙修館算稿》,其成就主要在初等幾何、數論和組合數學三方面。
從西學傳入,伴隋清末廢科舉,興學校的教育改革,從根本上轉軌,西算被指定為各學校的教科書,從而取代了傳統數學的地位。數學之所以進入近代軌道,原因有二:
  •         從理論上來說,數學是各門科學都需要的工具,在進入機器生產的時代,中國傳統的天元術、四元術及傳統的計算方式、書寫方式等再無用武之地。
  • 由於中國數學一向發達,傳統數學基礎雄厚,數學研究從未間斷,自歐氏幾何傳入中後,中國數學家十分欣賞它的嚴密邏輯推理方法,認為這是一門應該學習的學問。清中葉整理籍,中算家發現了曾在世界上起過領先作用,後又失傳了五百年之久的宋元數學天元術、四元術,從而使清代在方程式的研究上取得了很高成就。在西方微積分傳入之前,中國數學家已經在冪級數方面取得了近似微積分的成果,雖然這項成果在世界上已落後了一個多世紀。但是它說明中國人是有才智的,所以當西方數學再度傳入中國時,就能很快找到知音,很快被中國數學家接受而得到很快的傳播。

理論幾何(演繹幾何)
惠施是戰國時宋人,生活於公元前四世紀,《莊子.天下》列舉了惠施所主張的十個命題,以及其他辯者論辯二十一個命題,其中的幾何命題如:
  惠施說:「無厚不可積也,其大千里。」 無厚,即沒有厚度,可以是點,線或面,但由後半句可知這裡並不包括點,   這一命題可以理解為:無厚的面是不可能有體積的,即使它的面積很大很大,無厚無寬的線是不可能有面積的,即使它的長度很大很大,即:積累線段不能成面,積累面不能成體。   

墨經》一書中,其中經上經下經說上經說下大取小取六篇,記載了大量自然科學知和邏輯學內容,其邏輯演繹思想和無窮觀都很精彩,其中的幾何學內容,與中國傳統數學的主流相比,即與以《九章算術》為代表的,以機械化算法為主要特徵的數學體系相比,是有著明顯區別的。它從定義、抽象、深刻的幾何概念入手,進而討論它們之的間的相互關係,幾乎完全不含數量計算的成份,這些內容實際上是理論幾何學的萌芽。其中的命題如:
上五十四:「同長,以正相盡也。」   
說上:「同:捷與狂之同長也。」   正,是「直」的意思;捷:直線;狂:應校為「枉」,曲線。
  大意為:兩條線段(直線或曲線)如果拉直後兩端恰好相齊,就是同長。因此,直線和曲線是可以同長的。

上五十六:「厚,有所大也。」   
說上:「厚:惟無厚無所大。」   厚是立體的特徵,以別於線、面。立體有面,因而有所大(即面積)。
  《墨子》認為:無厚即無體,無體就無面。故無所大。這一條恰是反對前面所引惠施的命題的。


邏輯演繹
  
《墨經》代表了中國古代數學思想的另一種傾向,即重視邏輯演繹,從科學(而不是技術)的角度去研究和發展數學。   

無窮觀
  
春秋戰國時代,中國的哲家和數學家們對無窮概念展開了廣泛的討論,得出了一系列數學命題,其代表仍然是惠施、辯者和墨子。
  如:
  辯者:「一尺之棰,日取其半,萬世不竭。
  一尺長的木棒,每天截取其前一天所利餘的一半,這樣截取,一萬年也取不夠一尺長。即:
      


《墨經》:
上四十二:「窮,或有前不容尺也。
  說上:「窮:或不容尺,有窮;莫不容尺,無窮也。」   
  或:即域。尺:單位長度。所謂「窮」,就是當用尺去度量區域時量到最後會遇到不夠再量一次的情形;如果不論怎樣度量總遇不到這種情形,就叫做「無窮」。 其中包含了明顯的極限思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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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進位制和二進位制
從古到今的數學運算很大程度上是依靠了十進位制的偉大發明;而當今幾乎主宰了生產和生活的一切領域的計算機靠的是二進位制才形成了它的千變萬化。這兩種進位制的發明和確定,都和古代中國人的探索、創造有關。
  正整數逢十進一位,逢百進二位,逢千進三位,這種以十為基數的十進位制,今天看起來是十分簡單合理、自然而然的事情,但是人類還是經過艱辛探索才創造了這種進位制的。數字在中國出現,是在6000年前的新石器時代的晚期,那時用結繩、契木的方式計數。6000多年前的半坡遺址出土的陶片,上面已經出現了數字;距今4000年左右的陝西、山東、上海的出土文物中除表示個位的數字外,已經有10、20、30這樣的記號,表示當時已經使用十進位制。殷商時代的甲骨文上的13個計數文字中,除九個可以確定是個位數之外,還有四個就是十、百、千這樣的位值符號。甲骨文計數系統屬於十進位製成法分群數列,這種數系由1—9九個數字和若干個十進位制的位值符號組成。計數時先將兩組符號通過乘法結合起來以表示位值的若干倍,然後將分群後的位值符號組合(相加)起來。在出土的公元前13世紀的甲骨文中已經有「五百四十七天」的記載,《易經》中更有「萬有一千五百二十」這樣的記載。甲骨文的計數方式一直延續到現代。現代中國數字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在唐代以前就已經形成,唐代還全面使用了大寫數字壹貳三肆伍陸柒捌玖零,用在比較正規的場合,又叫做「官文書數字」。在確立了十進位制之後,古代中國還對數的概念進行了擴展,創造出了分數、小數、負數的概念,雖然分數線、小數點、負號不是中國的發明,但是對數的性質的認識,對數的概念的拓展,還是古代中國的天才創造。

甲骨文數字

  中國使用十進位制在全世界最早。十進位制之所以在中國最早出現,和中國固有的文化是分不開的,漢字是方塊字而不是拼音文字,極大地促進了十進位制的形成。據史料記載,古代巴比倫人一直像後來的羅馬數碼那樣,用相加或累積計數,古埃及和古希臘也都是用特殊的記號來表示20、30、40等10的倍數,比如古希臘半島採用27個字母計數法,從1—9用九個字母表示,10—90再用另外九個字母表示,100—900用剩下的九個字母表示,這種笨拙的特殊位值十進制計數法一直延續到文藝復興前夕。印度人在公元6世紀才開始使用十進位制。而歐洲人正式採用十進位制的最早證據,是公元976年的一份西班牙文的抄本。十進位制是中國對人類作出的不可磨滅的重大貢獻。正如李約瑟博士所說:「如果沒有這種十進位制,就幾乎不可能出現我們現在這個統一化的世界了。」

東漢時期的乘法口訣畫像磚

  眾所周知,二進位制是電子計算機的運算基礎,而二進位制的發明人是德國傑出數學家萊布尼茨(G.W.Leibniz,1646—1716),不過他發明二進位制是受了中國古代「先天八卦」的啟發。易經八卦相傳是伏羲畫卦,周文王重卦,太公作爻辭,是一雙魚太極圖,四周圍繞有乾坎震艮巽離坤兌八卦,這八卦就是由長短劃不同排列組合而成的符號。它的象徵意義是無極生太極,太極生兩儀,兩儀生四象,四象生八卦,八卦生六十四卦。每一卦都是由陽爻(—)和陰爻(--)構成。如果以陽爻(—)為1,以陰爻(--)為0,按照二進位制的逢2進1的規則,則這從乾到坤的64卦均可以用0和1兩個數字表示出來。如第一卦乾卦為111111=63,第二卦為011111=62,第三卦為101111=61,這樣排列下去,第六十二卦為010000=2,第六十三卦為100000=1,最後一卦為000000=0。統觀這從乾到坤的六十四卦的排列,其二進位制數序排列恰好為從63—0的自然數順序排列,真是天衣無縫,巧奪天工!當時,德國大數學家、微積分和數理邏輯的創始人萊布尼茨正在為創造一部乘法機而遇到困難,一籌莫展,正好他的朋友、到中國去傳教的教士白晉(J.Bouvet,1655—1730)從中國歸來,帶來了《六十四卦次序圖》和《六十四卦方位圖》,萊布尼茨如獲至寶,頓時感到陰陽兩個對立矛盾的面千變萬化的奇妙,對易經和八卦以及它最初的發明者伏羲充滿敬意,受到點撥和啟發,產生了他的二進位制的最早靈感。1703年萊布尼茨在《皇家科學院紀錄》雜誌發表了《二進位算術的解說——它只用0和1並論述其用途,以及伏羲氏所用的古代中國數學的意義》,論述了他的二進位制思想。他認為,「只有0和1的二進位制不但具有簡潔的形式,更可以表示宇宙間所有的量。這是上帝的語言!所有的數通過1和0的方式表達,是何等美妙!」早在萊布尼茨之前,北宋的哲學家邵雍(1011—1077)就在他研究《易經》的著作中提出了比較完備的二進位制思想,可惜他的二進位制思想沒有傳播開來。

《天問圖》,明蕭雲從作,周圍是八卦符號。

當今幾乎主宰了生產和生活的一切領域的

計算機靠的是二進位制才形成了它的千變萬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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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古代心理學思想
        
  
  知行論  說明知和行的關係理論。是中國古代心理學思想中一個十分受重視的問題。傳說商代初期的伊尹告誡商王太甲說:「弗慮胡獲,弗為胡成?」意思是不考慮怎能弄明白,不去做怎能成事呢?到了孔子,他重視學習,更重視行。墨子也很重視行,認為言論的是非有三個標準,其中之一是見之於行的實效。戰國後期的荀子在知行學說上也佔有重要地位。他主張一種知和行的統一說,把行動和認識結合起來了。到了漢代前期的唯心論者董仲舒,他較早提出了知先於行的這一形而上學的看法,無視於行對知的作用。唐代的柳宗元認為來源於大自然的人的心理實質有兩方面:人從自然得到一種「剛健」的氣和一種「純粹」的氣,前者就是意志,即行;後者就是認識,即知。除了這兩端外就沒有別的了,人要能發揮這兩方面就行了。這一見解是很有創新意義的。此後知行理論又得到進一步的發展,進行了較深入的討論。首先是宋代的主觀唯心論理論家,他們都主張知先行後。例如程頤《遺書》中說,「須是知了方行得」(卷十八),又說「君子以識為本,行次之。」(卷二十五)對於知行問題,客觀唯心論者朱熹講得較多。他繼承了程頤的學說,但有可貴的發展。他認為知先於行,但知和行統一在一起:「知行常相須,如目無足不行,足無目不見。論先後,知為先;論輕重,行為重」(《朱子語類》)。他把知和行的關係說得較確切,把知行學說推進了一步,接觸到了知和行的辯證關係。其次要提到明代的主觀唯心論者王守仁。他以他的知行合一說而著稱。但知行合一的看法是一種形而上學的看法,抹殺了知和行的實質區分,完全不合科學。比王守仁稍後的是王廷相,他揭露了知識能力的先驗論錯誤。他說的行也稱為「履事」、「習事」、「實歷」或「練事」,相當於現在所說的實踐。他說:「講得一事即行一事,行得一事即知一事,所謂真知矣。徒講而不行,則遇事終有眩惑。」(《與薛君采書》)王廷相主張知行並重,叫做「知行兼舉」。知行兼舉的說法是對知行分離的看法的一種批判,也是對知行合一的說法的糾正。中國古代對知行論的科學發展最有貢獻的是清初的王夫之。他的知行理論更接近辯證法。王夫之尖銳地批判了過去一切重知輕行的不正確說法,強調行和知同樣重要,指出行終究是主要的,且容易受到忽視。他說:「知之非艱,行之惟艱,千聖復起,不易之言也。……知非先,行非後,行有餘力而求知,聖言決矣?而孰與易之乎?」(《尚書引義·說命中二》)這說明他完全贊同知不難而行難這句話,但並不把知和行強分先後而認為行是較為重要的。他又進一步指出知和行是不相離的。但他還有一些看法,如說「知能(行)同功而成德業」(《周易外傳·系辭二》)和"行可兼知,而知不可兼行"(《尚書引義·說命中二》),則不無問題。前者是把知和行同等看待,實則行歸根是主要的。後者認為行可兼知,則未免抹殺了二者的實質區分。(見知行論
  情二端論  關於情緒的分類學說。中國古代有六情論、七情論和情二端論。六情論認為情主要有喜、怒、哀、樂、愛、惡等6種, 漢代的《白虎通》便主張此說。最早見於《左傳·昭公二十五年》,但用詞及其排列稍有不同。荀子的主張大致相同。《禮記》又有哀、樂、喜、怒、愛、敬等六情的說法。七情論也有種種大同小異的變式,有一種是喜、怒、哀、樂、愛、惡、欲(《荀子·正名》),另一種是喜、怒、哀、懼、愛、惡、欲(《禮記》),再一種是喜、怒、憂、思、悲、恐、驚(《黃帝內經》)。第一、二兩種說法比六情論多一個「欲」,但不同的情都可表現為欲,因而欲並不是一種獨特的情。第二種七情論用「懼」代換了六情論的「樂」,也不恰當。第三種七情論顯得龐雜混亂,其中的「思」根本不是一種情,更不足取。所以,七情論的種種說法都難於成立。六情論則比較合乎道理。人的情緒的表現原是變化多樣的,很難一定說有幾種。
  在六情論的基礎上,中國古代心理學思想中又有一種見解,指出情的根本形式不外兩種,即好(愛)和惡(憎),稱為情感的兩大端。《禮記·禮運》中說:「飲食男女,人之大欲存焉;死亡貧苦,人之大惡存焉。故欲惡者,心之大端也。」(《韓非子·八經》說:「凡治天下,必因人情。人情者有好惡,故賞罰可用。」董仲舒在《春秋繁露·保位權》中也說:「民無所好,君無以權也。民無所惡,君無以畏也。」這都是指出人有好惡兩種最基本的情。情二端論說明了人的情感雖有種種不同的形式,但都不外乎是好(或「愛」)和惡這兩端或兩極的變化。這是一種較合理的見解。因為實際上情感對有關對象的態度總不外乎是積極的和消極的兩種,情感發生時有機體(如內臟)的相應變化也不外乎是增強(興奮)和減弱(抑制)兩種。所以,情感應當是兩兩成對的。中國古代的六情論就正好由三對情感所構成,而其中的一對又是最基本的。這些都表現出了中國古代心理學思想中關於情感的獨特見解。
  主客論 中國古代關於心是由形自生或憑空產生,還是由客觀事物作用於形而產生的觀點。早在先秦時代,許多唯物主義論思想家就明確地提出,有了形體之後,還必須與外物相「接」、相「合」、相「遇」、相「交」、相「感」,才能產生認識、產生心理。墨家認為,人要有所認識,不僅要有認識器官(材),而且還必須與外物相接、相遇,並能把它反映出來。荀子更提出了「精合感應」的命題,認為心理、精神是由外物的刺激所引起的人對外物的反應。所以就心物關係來說,荀子的心理學思想也體現了物質第一性、意識第二性的唯物主義觀點。後來的北宋思想家張載認為,物是客觀存在的,心必須感外物而後生。他的兩句名言是:「人本無心,因物為心。」(《語錄》下)「感亦須待有物,有物則有感,無物則何所感!」(《語錄》上)他還進一步指出,人的心理存在著明顯的差異,而這種差異應當在「感萬物不一」之中去找原因,即所謂「心所以萬殊者,感外物為不一也」(《正蒙·太和篇》)。明代王廷相明確提出了「動者,緣外而起」的命題,認為人的心理只有在與外物接觸的基礎上才能得到發生和發展。清代的王夫之認為,只有「合外物」才能「生其心」,只有形、神、物「三相遇而知覺乃發」(《張子正蒙注》卷一)。他還進一步具體闡發了張載的「心所以萬殊」的論點,認為人們在情、識、意方面的個別差異,乃是「物之相感」的不同所致。又認為由於人們處於不同的時(時間)、位(空間)和環境,其心理也會表現出相應的差異。戴震也認為,人的心理活動是由外物引起的,心理活動的源泉在客觀事物,而不在人的自身,所謂「味與聲色在物不在我,接於我之血氣,能辨之而悅之」(《孟子字義疏證·理》)。又說:「喜、怒、哀、樂之情,感而接於物。」(《孟子字義疏證·才》)「夫事至而應矣,心也。」(《孟子字義疏證·理》)他還提出一種「符節說」,認為耳、、口等感覺的產生,必須與相應的聲、色、臭、味等刺激相吻合,就好像符節一樣;否則就不會有相應的感覺。
  在中國古代思想史的寶庫中,包含著豐富和珍貴的心理學思想。對於這一學術領域的研究,還僅僅處於探索和發掘的階段。當前的研究成果,還不足以反映中國古代心理學思想發展的全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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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古代心理學思想
        
  
中華民族有史以來直至 1840年鴉片戰爭, 歷代的思想家有過不少涉及心理問題的論述。這些論述散見於「經」、「史」、「子」、「集」等典籍之中。但是,由於這方面的系統研究開始得較遲,迄今尚未得到充分和系統的發掘。就現在的研究來看,人貴論、形神論、天人論、性習論、知行論、情二端論和主客論是中國古代心理學思想的幾個主要範疇和重要特色。
  人貴論  認為世界萬物之中以人最為可貴、作用最大的一種觀點。它與「人為萬物之靈」的涵義相通,是中國古代心理學思想的一個重要觀點,也是中國古代思想綿延至今的可貴傳統。中國古代的思想家總是把人和
禽獸明確區分開來。戰國時期的荀子說:「水火有氣而無生,草木有生而無知,禽獸有知而無義,人有氣有生有知亦且有義,故最為天下貴也。」(《荀子·王制》)他既看到了人與動物、植物以至於無生物的聯繫,也指出了人與動物等的根本區別。漢代董仲舒認為人「超然萬物之上而最為天下貴」(《春秋繁露·天地陰陽》)。漢代王充指出,人之所以可貴,在於他有知識、有智慧。他說:「裸蟲三百,人為之長,天地之性,人為貴,貴其識知也。」(《論衡·別通》)又說:「人,物也,萬物之中有智慧者也。」(《辨崇》)宋代朱熹、清代戴震也有類似的論述。
  中國學者一向把人與天、地並列,稱天、地、人為「三才」。中國最早的典籍
《尚書》在《泰誓》篇中說:「惟天地,萬物父母。惟人,萬物之靈。」這是中國思想家一直宣稱的「人為萬物之靈」的最早表述,是人貴論的另一種說法。春秋時思想家老子也認為「域中有四大,而人居其一」,所謂「四大」指的是道、天、地和人。他肯定人與天地同為一「大」,在天地間有優越的位置。儒家經典《孝經》說:「天地之性人為貴。」唐代哲學家劉禹錫則更進一層指出天人相互制約、相互作用的關係。他在《天論》中提出的天與人「交相勝」、「還相用」的學說更發展了人貴論的觀點。(見人貴論
  形神論  關於心身關係的學說。
春秋戰國時期,精神和形體的關係的問題受到諸子百家的注意。荀子提出「形具而神生」的命題,肯定身體具備了,心理才會產生;形是第一性的,神是第二性的。同時也是說,有了一定的形體,才會有一定的心理機能。魏晉之際的哲學家楊泉提出「人死之後,無遺魂矣」的論斷。漢代桓潭以燭火為喻,說明形神關係:「精神居形體,猶火之燃燭」;「氣索而死,如火燭之俱盡矣」(《新論》)。王充發展了桓潭的學說,更詳盡地論證了心理不能脫離形體而存在的道理。他認為精神是血脈所產生的,「人死血脈竭,竭而精氣滅」(《論衡·論死》)。這種看法還有唯物二元論的形神論的缺點。南北朝時的思想家范縝繼承了荀子的傳統,提出了「形質神用」(《神滅論》)的觀點, 肯定「形存則神存,形謝則神滅」,確立了完善的唯物一元論的心身關係的理論。他還提出人的心理「有方」(有空間位置)的看法,使形神論的心理學意義更為明確。
  中國古代
唯物主義形神論思想家雖然大多數都認為心理是由心臟(甚至五臟)產生的,但也有少數人指出了心理與人腦的依存關係。成書於秦漢之際的中國最早的一部醫學典籍《黃帝內經》,就已初步覺察到腦對人的病理、心理變化的作用。明代醫藥學家李時珍在此基礎上,更明確地作出了「腦為元神之府」的論斷。清初的回族學者劉智《天方性理》一書中,肯定人腦有統攝各種感知和臟腑器官的功能;同時還提出了人腦功能定位的猜想,嗣後王清任在《醫林改錯》一書中提出了「腦髓說」,進一步作出了「靈機記性不在心在腦」的科學論斷,糾正了長達千餘年的「靈機發於心」的錯誤觀點。(見形神論
  天人論 關於人和天的關係的學說。人和天的關係的問題是中國古代許多思想家所關心並論述過的問題。中國古代思想家對天人關係的看法有對立的兩種。一種看法是唯心論的天人論,把天看作人化的天,認為它也像人一樣有意志,有思想感情,能禍福人,能主宰人的生死和國家的存亡。這種思想可以用作愚民的工具,封建帝王所御用的學者就宣揚這種非科學思想。中國漢初的
董仲舒是這種思想的一個主要代表。唯心論的天人論和科學的心理學思想完全無關,與心理學思想有關的是唯物論的天人論。這種天人關係論認為天並不是別的什麼,只是種種自然事物所構成的大自然。人必須處在一定的環境中並不斷與之交往,人脫離開環境,不僅不會有什麼心理活動,連存在也不可能。顯然,這樣的天和天人關係具有重要的心理學意義。因為沒有大自然也就沒有人,也就不會有人在生活實踐中必然要和大自然交往而產生的心理活動。
  中國古代的許多思想家都是
唯物論的天人論者。他們都把天看成僅僅是大自然,並用這樣的觀點來闡明天和人的生活以及思想的關係,因而構成一種合乎科學的心理學思想。這種思想概括起來就是「人定勝天」。例如荀子在他的《天論》中說:「大天而思之,孰與物畜而制之。」這就是他的有名的「戡天」思想。成書於漢代初期的《淮南子》也論及作為大自然的天和人的關係,指出人能利用、駕馭並改造大自然以取得生活資料並進行生產,又指出大自然的天既不對人賜予什麼,因而也不對人奪取什麼。唐代的劉禹錫則更進一層指出了天人相互制約、相互作用的關係,從而把天人論提到較高的科學水平。他在《天論》中指出:「大凡人形器者,皆有能有不能。天,有形之大者也;人,動物之尤者也。天之能,人固不能也;人之能,天亦有所不能也。故余曰:天與人交相勝耳。」他還指出,當人對自然界缺乏認識而無力駕馭的時候,就會產生種種神道或迷信思想。他又說天無意志,故人盡可以去制勝它。在他看來,自然界的變化無窮就是由於自然界事物的交相勝、交相用的結果,其中最重要的是人和整個自然界的交相勝、交相用。這也就是人產生複雜而得到高度發展的心理活動的一種主要原因。劉禹錫還強調天人關係是指群體的人或整個社會和大自然的關係。如就單獨個人說天人關係,那是難說的。這些都是相當精闢的見解。
  由此可見,要從心理方面去瞭解人,尤其是社會中的人,不能忽視天人關係的問題。傳統心理學重視人和社會的關係,甚至有一種看法認為心理學只是一門社會科學。這固然有對的一面,但它未免忽視了人和自然的重要關係。
  性習論  中國古代關於人性的形成與發展的理論。「習與性成」據說是商代早期伊尹告誡初繼王位的太甲的一句話。清初的
王夫之對此作過解釋:一種習形成的時候,一種性也就和它一起形成了。孔子提出的「性相近,習相遠也」的命題,對於中國古代的教育思想和心理學思想發生了持久的影響。「少成若天性,習慣成自然」與這個命題的意思相同,傳說也是孔子說的。在秦漢之際,「習與性成」的理論相當流行,後日漸衰微,到了明清之際,這個理論又受到了重視。明代王廷相的心理學思想顯然主要是從「習與性成」的理論出發的。王夫之把「習與性成」的理論作了較詳細的闡明,並用以糾正孟子的先驗論,但卻有所偏差,即他同時又企圖用「繼善成性」說來維護孟子的性善論。他又把"習成"理解為「生成」,這也是不對的。
  性習論確認性有兩種:一種是由生長而來的性,可以稱為生性,亦即人的自然本性;另一種是人出生以後由學習而來的性,可以稱為習性。人的生性只有很少的幾種,習性則是大量的,並且其發展的可能性是無限的。而生性與習性的關係問題,頗近似於人的心理發展中先天因素和後天因素的關係問題。性習論比較正確地解決了這一問題。在這方面,荀子說:「性者,本始材樸也;偽者,文理隆盛也。無性則偽之無所加,無偽則性不能自美。」(《荀子·禮論》)他明確地肯定人的心理乃是「性偽合」亦即先天因素與後天因素的「合金」。王安石、王廷相、王夫之、戴震等思想家也在強調習性的同時,並未忽視生性的作用。(見
習與性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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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道德經》曾風靡歐洲

●17世紀傳入,許多哲學家借此獲得靈感和觀點
    ●一戰後,歐洲人從中尋找拯救文化沒落的良方
    作為道家思想的開創者,老子憑藉《道德經》為國人所熟知,其在《道德經》中所闡發的思想一直影響著中國的傳統文化。毫不誇張地說,老子所創立的道家思想與孔子的儒家思想一起構成了中國傳統文化的靈魂。讓人稱奇的是,自16世紀《道德經》傳入西方後,老子及其思想也引起了西方人的關注和認同。

《道德經》英文版 [圖片來源:環球時報]

  海外初識《道德經》
    早在16世紀,老子的《道德經》就被譯成西方文字,17世紀以後,借助西方的商船往返,順著西方傳教士的足跡,《道德經》逐步由中國傳入歐洲,西方人把《道德經》翻譯成了拉丁文、法文、德文、英文等文字,老子思想逐漸傳遍歐洲大陸。有趣的是,西方人最初把「道德經」3個字分別翻譯為「道路」(the way)、「德性」(virtue)和「經典」(classic)3個詞。
    老子的《道德經》傳入德國已經有幾百年的歷史,其影響力甚為深遠。從1870年第一個德譯本後,《道德經》的德文譯本多達82種,研究老子思想的專著也高達700多種。
    德國哲學家萊布尼茲最初正是根據伏羲黃老的陰陽學說提出了二進位思想。當他第一次看到中國《河圖洛書》拉丁文譯本以後,驚呼「這是一個宇宙最高的奧秘」,連連稱讚中國人太偉大了,當即給太極陰陽八卦起了一個西洋名字「辯證法」。由此可見以老子為代表的伏羲黃老學說,才是真正的辯證法之父。
    萊布尼茲對辯證法的論述深刻地影響著伊曼努爾·康得,使康得成為著名的哲學家,成為辯證法的奠基人和闡發者。而黑格爾師承康得,把老子學說看成是真正的哲學,將老子所說的「一生二、二生三、三生萬物」發揮得淋漓盡致,使其哲學邏輯合理,充滿生氣,理論新奇,論述動人。黑格爾研究每一個命題,都完全按照太極圖的正(陽)反(陰)合(中)的三維形式,創立了三段式解讀法。哲學家海德格爾更把老子的「道」視為人們思維得以推進的淵源。
    老子的人生態度和處世哲學也給予西方學者以啟迪,唯意志主義哲學和悲觀主義的大師叔本華其精神源頭中就有著老子的影子。德國哲人尼采在讀完《道德經》之後,大加稱讚,說老子思想「像一個不枯竭的井泉,滿載寶藏,放下汲桶,唾手可得」。而托爾斯泰當年也曾說,自己良好精神狀態的保持應當歸功於閱讀《道德經》。
    但是由於當時歐洲的文化並不普及,加上印刷、出版技術的現實限制,使得老子思想基本局限於歐洲的學者和文人圈子堙A廣大民眾對於老子及其思想仍然不甚瞭然。真正讓整個歐洲民眾認識老子、瞭解其思想的契機是第一次世界大戰所引發的歐洲文化危機。
    一戰後西方文化大危機
    1914年,人類歷史上第一次世界大戰爆發,到1918年大戰結束,長達四年的世界大戰給人類帶來的災難是前所未有的。據統計,整個戰爭期間,各國投入戰場兵力達7500萬人,其中死傷者達3000多萬;因戰爭引起的飢餓和災害導致1000多萬人死亡;戰爭帶來的經濟損失總計高達2700億美元。對於世界大戰的主戰場歐洲來說,昔日繁華的城市淪為廢墟,大批工廠、鐵路、橋樑和房屋被毀壞。歐洲民眾更是目睹親友死於戰場,感受生活一落千丈的痛苦。
    一戰造成了一個滿目瘡痍、頹敗不堪、精神備受創傷、充滿動亂和絕望情緒的悲觀世界。「世界到底怎麼了?」「西方文化到底怎麼了?」西方人開始痛苦反思。
    早在一戰爆發前,一位名叫斯賓格勒的德國中學教師便已對西方文化進行總體反思,在戰後出版的名為《西方的沒落》一書中,斯賓格勒高呼「西方文化已然走向沒落」!在他眼中,文化是一個生命有機體,有著生長、成熟、衰敗的過程,最終無論何種文化都逃脫不了死亡的歸宿,西方文化也不例外。
    「西方的沒落」恰是當時西方文化虛無的極佳寫照。人們不禁深思,難道近二、三百年來光輝燦爛不可一世的西方文化,竟也不能免於滅亡的命運,終將毀於一旦?經歷一戰的慘痛,歐洲人在痛定思痛之餘,開始將目光投向東方,尋求救世的良方。
  從東方尋找救世良方
    1919年,法國著名文學家羅曼·羅蘭寫信給印度詩人泰戈爾,信中他心情沉重地指出,歐洲文化的弊病已經十分深重,如果不汲取東方文化的精髓,不將東西文化融於一爐,就不足以言自存。也是在這一年,梁啟超到達西歐參觀,當梁啟超向西方友人說起孔子、老子等中國傳統思想時,那些友人聽後都跳了起來,埋怨他「家埵陶o些寶貝卻藏起來不分給他們,真有些對不起人」。
    一戰後,在歐洲人中興起了一股東方文化熱、中國文化熱。在這股熱潮中,西方人發現,對於西方文化來說,最好的拯救良方莫過於老子和他的《道德經》。他們發現老子「天人合一」的思想理念、「道法自然」的處事原則、「無為而治」的行為方式,對彌補西方文明中的精神失落和強權意志,都具有非常積極的作用。由此老子思想在西方真正熱了起來。
    當時很多西方學者到中國來尋找失落情感的歸宿和醫治西方文化弊端的藥方,像英國哲學家羅素就在1919年來到中國,他認為中國人提倡的禮讓、和氣、智慧、樂觀的人生之道遠非西方文化所能及,因此西方文化要學習中國的道德哲學。而西歐的民眾尤其是青年,紛紛組織團體來研究老子思想,像德國當時著名的組織「自由德意志青年」和「遊鳥」就以老子為精神領袖,其行事一切以老子哲學為依歸,追求道家的境界。一些社團在章程中寫道,德國的青年深受組織的束縛,拘束自己的創造精神,因此現在要以老子為導師,追求自己的精神之權利和無條件的自由。1919年,德國詩人科拉邦德寫了一篇《聽著,德國人》,在這篇文章中他號召德國人應當按照「神聖的道家精神」來生活,要爭做「歐洲的中國人」。
    老子的思想由此在西歐影響廣泛,當時有位名叫魏時珍的中國學生到歐洲留學,發現大學的教授十分熱衷於與他探討中國文化。一位姓陳的中國學生在歐洲旅行時,發現在一所鄉村中學堙A老師向學生講授「無為而治」的道理,並盛讚老子學說比孔子學說深奧。當時老子成為歐洲人心中最知名的中國人之一,不少家庭都收藏有一本老子的《道德經》。
    對於老子的崇拜,在戰敗國德國體現的尤為明顯,戰爭的失敗使德國民眾對西方文化弊病有著更深的切膚之痛。而老子的思想就像一劑清醒劑,直接指出了西方文化的弊病,因此深受德國青年的崇拜,當時一篇文章這樣寫道,「戰前德國青年在山林中散步時懷中大半帶一本尼采的《查拉圖斯特拉》,現在的青年人卻帶一本老子的《道德經》。」
    幾百年來,《道德經》的西文譯本總數近500種,涉及17種歐洲文字,在譯成外國文字的世界文化名著發行量上,《聖經》排第一,《道德經》高居第二,由此可見老子及其思想在西方受歡迎的程度。▲金點強
    《環球時報》 ( 2007-03-22 第13版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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歐洲啟蒙主義者是如何汲取儒家思想的



   美國漢學家顧立雅對於歐洲思想史曾有過這樣一段精彩的描述:17至18世紀哲學的啟蒙運動開始時,孔子已經成為歐洲的名人。一大批哲學家以及一些政治家和文人,都用孔子的名字和思想來推動他們的主張。

當前,在西方社會興起了新一輪的「中國文化熱」。中國是世界四大文明古國之一,以其悠久、燦爛的歷史文化,吸引著世界的目光。回顧歷史,可以發現,在16至18世紀,隨著西方傳教士往來於中西之間,歐洲知識分子對中國的哲學思想和文化產生了濃厚的興趣,在歐洲就出現過一個「中國文化熱」。在這一時期,作為中國傳統文化主體的儒家思想,對歐洲啟蒙運動產生了重要的影響。

■中國儒家思想主要是通過西方傳教士傳入歐洲的

這一時期,受羅馬教皇的派遣,先後有大批耶穌會士來華傳教,這在客觀上對把古老的中國文明傳播至歐洲起到了促進作用。在來華的耶穌會士中比較著名的有:意大利人利瑪竇、德國人湯若望、比利時人南懷仁、法國人金尼閣和白晉等。

耶穌會士們用歐洲的多種語言翻譯中國的文化典籍,並通過創辦外文報紙和雜誌等方式來定期地、大量地向西方介紹中國的文化。利瑪竇曾寫了一部日記體手稿,後經金尼閣將手稿編撰成書,名為《利瑪竇中國札記》。書中以豐富的資料,向西方「解釋了一個新的世界和一個新的民族」,成為西方世界瞭解"神秘東方"的重要文獻。利瑪竇還將《四書》譯成拉丁文寄回意大利,金尼閣於1626年將《五經》譯成拉丁文,但譯稿未能流傳下來。意大利耶穌會士殷鐸澤和葡萄牙耶穌會士郭納爵合作,將《大學》譯成拉丁文,以《中國的智慧》為名於1662年出版。1687年,柏應理、殷鐸澤等人還編譯的《孔夫子:中國哲學家》一書,該書在西方世界風靡一時。殷鐸澤還翻譯了《中庸》,為之取名《中國的政治道德學》。此外,還有巴多明的《六經註釋》、錢德明的《孔子傳》和《孔門弟子傳略》等。到17世紀末葉,已有數十種中國經典譯本在歐洲流行。法國國王路易十四還曾專門詔諭皇家印刷廠大批印製傳教士從中國帶回的《四書》譯稿。

歐洲傳教士將中國的儒家經典介紹給西方,影響最大和最成功者,當推英國傳教士理雅各(JamesLegge)。自1861年至1886年的25年間,理雅各在王韜等人的協助下,終於完成了「四書」、「五經」的全部翻譯,名之為《中國經典》,共28卷。他的翻譯體例嚴謹,被稱為19世紀英語世界最傑出的漢學成果之一。

當初耶穌會士譯介中國的儒家經典,其主觀目的在於證明儒家思想與基督教教義是一樣的,以使更多的中國人接受基督教教義,然而,在客觀上卻使當時的歐洲社會對中國文化有了更多的瞭解。美國學者斯塔夫裡阿諾斯在《全球通史》中寫道:"當時,歐洲知識分子正被有關傳說中的遙遠的中國文明的許多詳細的報道所強烈地吸引住。這些報道以耶穌會傳教士的報告為根據,引起了對中國和中國事物的巨大熱情。實際上,17世紀和18世紀初葉,中國對歐洲的影響比歐洲對中國的影響大得多。"

除了大量譯介中國儒家思想典籍外,傳教士還對中國的政治制度、科舉考試制度做了介紹,認為中國的科舉制度是先進的教育遴選體制。如葡萄牙人曾德昭在他所著的《大中國志》一書中,就專列一章介紹中國的科舉制度,使西方社會對來自遙遠的中國的考試制度有了更多的瞭解,後來,法國和英國就曾經模仿中國的科舉制度在各自的國家遴選官員。

總之,經過傳教士們的介紹和宣傳,在那一時期的歐洲人眼中,中國文化是美妙絕倫、令人嚮往的,中國社會是世界上最完美的理想國家;西方人也因此開始對中國文化有了更多的瞭解。

■傳教士所譯介的儒家經典,在客觀上成為歐洲啟蒙運動的思想誘因之一,也是啟蒙主義者反對封建神權的思想武器

1945年,美國漢學家顧立雅出版了《孔子與中國之道》。在這本書中,他對中國儒學在17至18世紀對歐洲的影響,尤其是對法國啟蒙學者的影響,做了極其翔實的論述。他在該書一開頭就明確指出:"眾所周知,哲學的啟蒙運動開始時,孔子已經成為歐洲的名人。一大批哲學家包括萊布尼茨、沃爾夫、伏爾泰,以及一些政治家和文人,都用孔子的名字和思想來推動他們的主張,而在此進程中他們本人亦受到了教育和影響","在歐洲,在以法國大革命為背景的民主理想的發展中,孔子哲學起了相當重要的作用。"

可以說,耶穌會士是促成中華文化與歐洲啟蒙運動發生聯繫的媒介。他們對中國人文經典著作進行翻譯和介紹,構架起中國與歐洲文化交流的橋樑。"借一斑而窺全豹",我們可以通過德國的萊布尼茨、法國的伏爾泰、魁奈等人可以看到儒家經典在歐洲所產生的影響。

我們先看看德國著名哲學家萊布尼茨。從澳門回去的一批耶穌會士把大批儒家典籍送給了在歐洲享有盛名的德國哲學家萊布尼茨,激起了他對中國哲學的研究興趣。萊布尼茨認為,中國"有著令人讚歎的道德,還有自然神論的哲學學說……這種極富權威的哲學體系創立於3000年以前,遠在希臘人的哲學很久很久以前"。萊布尼茨在《論中國哲學》一書中,給予中國傳統文化極高評價:"我們從前誰也不相信,在這世界上還有比我們的倫理更完善,立身處世之道更進步的民族存在,現在從東方的中國,竟使我們覺醒了。"萊布尼茨的"單子論"和中國儒家的德性論有相通的地方;他所提出的"預定和諧"說和中國的"道"非常相似。至於說到萊布尼茨受中國《易經》的影響,儘管學界對於《易經》在萊布尼茨發明"二進制"算法的過程中所起到的作用還存在爭議,但《易經》六十四卦圖曾深刻影響過萊布尼茨的"二進制",這卻是不爭的事實。萊布尼茨發現易圖與"二進制"相通,這在當時具有數學和宗教學的意義。二百多年後,"二進制"成為電子計算機技術的數學基礎。萊布尼茨的哲學思想,對以後德國哲學家康德、黑格爾等人,都產生了直接的影響。

法國啟蒙運動的旗手和精神領袖伏爾泰,出於反對宗教神學和開展啟蒙運動的現實需要,對中國的歷史和哲學大加讚揚,並對中國的倫理道德給予高度評價,聲稱中國"在倫理道德和治國理政方面,堪稱首屈一指"。他非常欣賞孔子所說的"己所不欲,勿施於人",他甚至在自己的禮拜堂裡掛上孔子的畫像,朝夕膜拜。伏爾泰在《諸民族風俗論》中這樣讚美中國文化:歐洲的貴族和商人在東方所有的發現,只知道追求財富,而哲學家在那裡發現了一個新的道德的與物質的世界。伏爾泰出,"在道德上,歐洲人應當成為中國人的徒弟","我們不能像中國人一樣,真是大幸!"伏爾泰還對中國的政治制度加以評論。在他看來,中國的行政組織各部分互相聯繫,官吏是經過嚴格考試才產生的,皇帝雖然高高在上,卻也不便擅自專制,加上中國設有諫議制度,是不能以專制國家稱之的。他指出,"他們帝國(中國)的組織,是世界上最好的","中國是地球上人口最多,管理最好,而且最優秀、最古老、也是最廣博的王國"。因此,他大聲疾呼:法國要"全盤華化"!每個法國人都應該把"己所不欲,勿施於人"作為自己的座右銘。當然,伏爾泰為了達到反對宗教神學的目的,對中國文化和孔子思想的讚美有言過其實之嫌。但就其結果而言,他這種對中國文化的極度讚美對法國的啟蒙運動倒是起了積極的推動作用。

法國重農學派的代表人物弗朗西斯·魁奈也對中國文化大加讚賞。魁奈在《中國專制制度》一書就充分表達了他對中國制度的欽佩。魁奈指出,只有農業才是一切國家財富的源泉,只有農民是唯一的生產階級,這是孔子和中國歷代帝王早都知道的。魁奈主張的"以農為本"思想,正是來源於儒家的重農思想。他本人在《中國專制制度》一書的最後一章說:這本書只是對"中國學說的系統說明,而中國的學說值得所有國家採用為楷模。"魁奈的《中國專制制度》出版的那一年,也就是1767年,美國的本傑明·富蘭克林到了法國,富蘭克林以後的許多經濟思想,都是在受到魁奈的影響下形成的。正是在這一點上,我們可以說,魁奈的重農主義對於歐美自由主義經濟學的形成具有深遠的影響。在租稅制度、法律制度等方面,魁奈也主張傚法中國,在他的筆下,中國當時的狀況就是法國社會的理想藍圖。魁奈在其《經濟表》中所表現出的那種謀求自然秩序和實際秩序合二為一的心理,跟中國"天人合一"的觀念是相通的。儘管魁奈對中國的瞭解在今天還比較貧乏,他對中國的讚賞,也是建立在理想的憧憬之上的,但是他的著作對於西方人瞭解中國,促進東西方文化交流,仍有不可磨滅的影響。

除了萊布尼茨、伏爾泰、魁奈等人對中國文化給與高度評價外,還有笛卡爾、狄德羅、霍爾巴赫等,他們都對中國傳統文化情有獨鍾,並有很深的研究,如笛卡爾在其著名著作《方法論》中熱情頌揚了中國人的智慧和理性;狄德羅在其主編的《百科全書》中,專門撰寫了"中國哲學"條目來介紹中國哲學的發展史;霍爾巴赫主張要以儒家道德代替基督教,沃爾夫主張以儒家倫理來補充基督教的不及,黑格爾在其《精神現象學》中所運用的精神辯證法與中國儒家經典《大學》的辯證法思想相吻合;費爾巴哈也汲取了孔子的思想,強調對自己要進行自我節制,要以愛人之心對待他人,並試圖把這種道德推廣到家庭、集團、社會、民族和國家中去。

■應該歷史地、辯證地看待當時以儒家思想為代表的中國文化對歐洲啟蒙運動的影響

對於以儒家思想為代表的中國文化,在歐洲社會也不是眾口一辭,有褒者,有貶者,也有中立調和者。例如,法國十八世紀的一位思想家盧梭,則對中國文化持批評否定的態度;而作為君主立憲和三權分立政治理論的倡導者孟德斯鳩,則是採取比較客觀和實事求是的態度,既看到了中國文化的優點,也看到了中國文化的缺點。譬如,他認為,重農思想、禮治思想和儒家學說,可以說是中國文化中的瑰寶。但是,中國的專制制度,中國的夷滅九族制度等,則是中國文化中的缺點。我們認為,應該歷史地、辯證地看待當時以儒家思想為代表的中國文化對歐洲啟蒙運動的影響。

其一,來華的歐洲傳教士固然聰明博學,但受西方文化的影響,其對儒家經典的學習、翻譯和介紹,不可避免地存在這樣或那樣的"誤讀";而這種由他們介紹到西方的儒家思想,在很大程度上只是來華傳教士眼中的儒家思想,多多少少與"本真"的儒家思想有差距。

其二,正是這種經過"誤讀"的儒家思想,在客觀上適應了當時歐洲社會上反對封建神權、呼喚資產階級民主和理性的需要,成為歐洲啟蒙運動最重要的思想誘因之一。儒家思想的這種歷史作用,不容忽視。

其三,通過分析儒家思想對當時歐洲啟蒙運動的影響,我們應該辯證地看待中國傳統文化在當今世界的影響和地位,並由此進一步審視我們對傳統文化的態度。



[ 本帖最後由 喪命書生 於 2009-11-7 12:55 AM 編輯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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