白雲2014 2017-2-23 09:00
[b]“一條鞭法”[/b]是明代嘉靖時期確立的賦稅及徭役制度，由桂萼在嘉靖十年（1530）提出，之後張居正于萬曆九年（1581）推廣到全國。新法規定：把各州縣的田賦、徭役以及其他雜征總為一條，合併徵收銀兩，按畝折算繳納。這樣大大簡化了稅制，方便徵收稅款。同時使地方官員難於作弊，進而增加財政收入。
“一條鞭法”上承唐代的兩稅法下啟清代的攤丁入畝，是中國歷史上具有深遠歷史影響的一次社會變革。既是明代社會矛盾激化的被動之舉，也是中國封建商品經濟發展到一定程度的主動選擇
[b]攤丁入畝[/b]，又稱作攤丁入地、地丁合一，草創於明代，是清朝政府將歷代相沿的丁銀併入田賦徵收的一種賦稅制度。清朝康熙、雍正、乾隆年間普遍實行。其主要內容為廢除人頭稅，客觀上是對最底層農民人身控制的放鬆，是中國封建社會後期賦役制度的一次重要改革，將中國實行兩千多年的人頭稅（丁稅）廢除，而並入土地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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白雲2014 2017-2-23 09:04
土地問題與歷史變革的深層邏輯
[url=http://paper.people.com.cn/rmlt/html/2011-10/01/content_937572.htm]http://paper.people.com.cn/rmlt/html/2011-10/01/content_937572.htm[/ur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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歷史經驗和現實實踐表明，中國社會變革的核心問題是土地關係，而核心的核心則是政府在土地關係中的作用。社會穩定發展的關鍵不在於土地是否私有化，而在於政府在土地關係中的作用是否能夠保障勞動力與土地的結合[/fo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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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前中國城市化的特點之一就是通過行政擴張的方式把農業用地變為非農業用地，把農民從農業生產中剝離，在戶籍登記上使之轉變為城鎮人口，但是這些城鎮人口並不能享受傳統意義上的城裡人所享受的就業和生活保障，其身份地位還是地道的農民，唯一不同的是他們離開了土地，就有了“失地農民”的專有名詞，無論是農村還是城市都因此產生了一系列問題。於是人們開始探討問題的成因和化解之道，逐步把目光集中在了土地問題上。[/fo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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歷朝土地改革核心內容就是實現農民與土地的有效結合[/fo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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筆者以為，探討土地問題，最重要的是理論與歷史實踐相統一，站在歷史的高度，從不同層面把握農民與土地及其與社會變革的關係，我們的改革才能腳踏實地，避免彎路，才能把握中國歷史發展之路。[/fo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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縱觀中國歷史進程，每一個盛世的到來，每一個由勝到衰的歷史轉折，土地制度的性質並沒有發生本質的改變，變化的都是農民與土地的關係。而在農民與土地關係的變動過程中，國家力量的作用尤其值得重視：當國家能夠保障農民與土地的有效結合，隨之到來的是經濟發展、政治穩定、文化發達、民生安樂的社會繁榮局面。反之，國家力量不能保障農民與土地的有效結合，社會發展就要中斷，國家統治隨之崩潰。這是中國封建社會王朝興衰隆替的基本規律。[/fo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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總結中國歷史實踐，人們不難發現，舊的王朝統治崩潰之後，新王朝改革前朝弊政的核心內容就是實現農民與土地的有效結合。其主要方式一是調整土地關係，使農民有一定的土地；二是保證農民有相應的時間和條件從事生產。中國歷史上每一個有作為的君主、每一個強盛的王朝，莫不如此，人們豔羨的“漢唐盛世”就是其典型代表。[/fo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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無論是漢高祖劉邦，還是唐太宗李世民，執政的首要任務就是調整、完善土地關係，同時輕徭薄賦，減輕農民徭役賦稅負擔，保證農民生產穩定。值得注意的是劉邦和李世民推行的土地制度都是沿襲前朝而來，僅僅有些微調，實行的結果卻大相徑庭，原因就在於保障了農民與土地的有效結合。如西漢初年實行的土地制度是從商鞅變法開始、秦始皇統一推行于全國的國家授田制，李世民實行的則是從北魏孝文帝改革開始歷經北齊、北周和隋朝的均田制，劉邦和李世民僅僅做些調整使之更具有可操作性而已。[/fo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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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是，秦、隋二世而亡為後人所詬病，而漢、唐則為後人所景仰，究其原因就在於二者在處理農民與土地關係時所起的作用不同：秦二世和隋煬帝運用手中權力迫使農民離開土地，修長城、開運河、建宮殿，同時妄啟邊釁，使農民無法生產，即使千辛萬苦種出來一點糧食也滿足不了官府的搜刮。農民無以為生，不得不鋌而走險，揭竿造反，赫赫不可一世的統一王朝在農民起義的烈焰中灰飛煙滅。而劉邦、李世民則反其道而行之，在歷史的廢墟之上繼續原來制度，在制度上實現耕者有其田，在執政方針上儘量減輕農民負擔，穩定生產秩序，儘量保證農民與土地的有效結合。[/fo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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把屬於農民的讓農民自己做主[/fo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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歷史上農民與土地的分離除了政治因素之外，還有著生產方式的局限。五口之家、百畝之地的生產目的是自給自足式的自然經濟，維持其生產的條件簡單，只要農民有穩定的時間，生產就能延續，不需要其他技術和經濟投入，因而政府只要做到輕徭薄賦、與民休息就可以了。但是這種小農經濟生產分散，彼此隔離，生產能力低下，抵禦自然災害能力極其有限，更缺少公共意識，必須依靠政府——清正廉明的政府有效組織才能抵禦自然災害、興建公共工程、實現與土地的有效結合，因而個體小農對政府有極強的依賴性。這是中外歷史上小農經濟的共同屬性，歷史事實不勝枚舉，恩格斯在《波拿巴的五月十八日》中有著經典的概括。現代人習稱的所謂封閉、保守、自私的農民意識就是由其生產方式所決定的，而不是農民的天然屬性。[/fo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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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因為上述土地制度以及小農經濟的先天不足，新中國成立以後，才實行土地集體所有制，推行人民公社化。這對於新中國的農業發展起到了不可否定的推動作用，新中國一系列的經濟成就、公共工程與此是分不開的。實行聯產承包責任制以後，農民的生產熱情和能力如火山爆發般噴湧而出，一舉解決了困擾多年的吃飯問題，也為工業化的推進提供了基礎。聯產承包責任制並沒有改變土地所有制的性質，土地仍歸集體所有，改變的僅僅是土地使用的管理方式，政府重新定位其在農業管理中的角色而已，把屬於農民的讓農民自己做主。從制度層面分析，聯產承包責任制的成功，原因就在於政府把土地所有權、佔有權、使用權相分離。所有權的集體性質不變，農民承包期限五十年不變，如何使用經營由農民自己做主。政府的職能就是保護這種生產關係的穩定，提供社會保障。[/fo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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核心的核心是政府在土地關係中的作用[/fo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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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工業化進程走向深入的當下，土地制度再次成為社會變革的焦點。當代中國與工業化同步的是城鎮化，而且是城鎮化帶動下的工業化，政府行為在這一過程中起到了主導作用，眾多農民不僅因此失去了對土地的佔有權而且失去了起碼的使用權，得到的補償極其低微。人們自然以市場化的視角尋找解決之道，提出土地私有化的主張。因為一旦明確了農民的土地所有權，農民成為土地所有權人，土地的買賣與否由農民說了算，農民在土地經營包括買賣過程中就可以獲得理想的收益；而就非農業用地的選擇來說，投資者也可以擺脫政府的限制，直接與土地所有者交易，可以省去許多中間環節，提高效率。就經濟學分析來說，這有其道理；但就歷史與現實的實踐來說，土地私有是看對了病而開錯了藥方，只能是個邏輯的藥方而不能服用，因為土地私有化的病理分析背離了中國的歷史和現實。且不說土地私有和現代農業生產之間的矛盾——土地分散與集約經營之間的矛盾，就以農田水利等公共事業的建設來說也是弊大於利，而現代化的標誌之一就是公共事業、公共保障的發展和完善。眼前就有這方面的教訓：聯產承包責任制實行以後，集體經濟瓦解，農田水利、農村公共設施日漸荒廢，導致抗災能力降低，無論水旱，稍有波動，都有災害發生，我們現在不得不接受這一苦果。作為農民占人口絕大多數的國家，農業穩定發展是社會進步的基礎，思考任何問題，都不能脫離這一現實基點。[/fo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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若從歷史經驗層面分析，中國歷史上每一個王朝後期都是土地私有制高度發達，理論上農民土地是受到法律保護的，但事實卻是，每一個王朝後期恰恰是土地兼併、農民破產最為嚴重的時期，並最終導致王朝統治的滅亡。所以，歷史實踐說明，土地私有並不能保證耕者有其田，農民一樣會失去土地，只是不同的歷史時期其途徑不同而已。[/fo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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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於歷史和現實的分析，土地關係確實是中國社會變革的核心問題，而核心的核心則是政府在土地關係中的作用。在當代社會變革中，土地關係變革的關鍵不是所有制問題，而是政府行為的價值取向，真正地管好用好土地資源，真正地履行其保障民生、保障社會發展的職能。否則的話，無論所有制如何改變，農民的利益都得不到保障，三農問題只會越來越突出，現代化也好，和諧社會也罷，都只能是理論上的。[/fo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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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書是對中國歷史上土地制度變遷歷程的系統回顧，重點描述了土地所有制、田賦制度的變革，其中也涉及土地使用和經營方式的變革等內容。主線是中國土地公有制與私有制形態交替演變的歷史脈絡和變革邏輯，對各種變革的前因、內容、後果等完整敘述，對支撐變革的邏輯進行了探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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