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yin848 2020-2-3 02:59 AM

假如齊國統一列國

公元前221年,秦始皇統一了天下,這是中國歷史上的一件大事,從此中國走上了秦文化的道路,垂二千年而不變。中華文化實際上是秦文化的延伸與發展,春秋戰國時期的多元文化次第融合於單一的秦文化之中。。秦文化的基本特徵可以歸結為三方面:


中央集權
農本思想
文化專制


這三個特徵從秦到清,一以貫之,不但始終無改,甚而愈演愈烈,直至晚清才開始出現動搖的跡象。
秦的統一固然有其必然性,但是東方六國完成統一大業的可能性並非不存在,魏、齊、楚都曾經強盛一時,尤其是齊國,始終是秦實行統一的最大障礙。戰國後期,歷威王、宣王、滔王三代,齊甲都十分強大,當是時.鹿死齊手並不是不可能的事。我們且看《史記》的記載:公元前三五三年,齊威王“起兵擊魏,大敗之桂陵。於是齊最強於諸侯,自稱為王,以令天下。”十二年後,威王又“救韓、趙以擊魏,大敗之馬陵。……其後三晉之王皆因田嬰¬朝齊王於博望,盟而去。(《田世家》)”桂陵與馬陵之戰就是孫臏與龐涓鬥法的故事,這兩大仗結束了魏國稱雄的局面,此後東方大國唯齊而已。


既然齊國有統一天下的可能,那麼,如果這個可能性成了現實,中國的歷史會有點不同嗎?這首先就要看齊文化是否有別於秦文化。在習慣上,人們總是將秦國與東方六國對立起來,因為六國最終都亡於秦;但若從文化的角度來看,應該把齊和西方六國區別開來,尤其是秦、齊文化的差異極其明顯,如果齊文化當真推行到四海,則其後二千年的歷史恐怕要有點兩樣。對於秦、齊文化的差異歷
來很少有人涉及,現在我們不妨來作皮毛的分析,以為治史同行之談助。
秦、齊文化的差異主要表現在下列幾個方面:
一,政治制度
戰國時期;列國逐漸建立了中央集權制度。中央集權的表現形式之一是郡縣制的施行。郡縣制是對封建制'的否定,國君不再把新取得的領土分封給大夫,而是建立郡縣,直屬自己,實行集權。七國之中,秦的郡縣制最為完善,商鞅變法的主要內容之一就是集小鄉邑為縣,縣置令、丞。令丞皆由國君任命,國君通過他們而牢牢控制地方。所謂“百縣之治一形,則從,迂者不飾,代者不敢更其
制:,過而廢者不能匿其舉”(《商君書•墾令篇》)意思就是各縣政治制度都是一個形態,則人人遵從,邪僻的:官吏就不敢弄權,接任的官吏不敢隨便變更制度,由於過失而廢弛職務的官吏則不敢文過飾非。其他各國的郡縣制也都和秦國一樣起到中央集權的作用。
七國之中,唯有齊國未曾實行郡縣制,這是很特別的。齊的地方行政制度偏向於分權,採取了五都之製。由於文獻有闕;五都制的詳情不很清楚,但可推而知之。據《左傳》,“凡邑有宗廟先君之主曰都,無曰邑。”也就是說,按理每國祇應有一都,既齊國在國都。之外'又有與國都平行的其他四都顯見國都並不唯我獨尊,地方行政權力分屬於五都,而不盡集中於國都乙;不但行政權力分散,即軍權亦不集中。上面提到齊起“五都之兵”伐燕,五都皆有兵,可見軍權也是分散的。五都之製可能源於春秋時管仲:的五屬制,由《國語》所載,知管仲分齊國為五屬,每屬設一大夫專權治理,每年正月到國都述職。推測大夫擁有相當大的權力,故戰國中齊威王即位後,有一段時間不理國事,但並不影響大夫各自治理一屬的政事(《田世家》),可見齊國地方並非事事都集權於國君。齊國也有縣,但與秦國的縣並不——樣。秦本土的縣是由小鄉聚集合而來,比較大。戰國時的齊縣情況不明;但在春秋時,齊縣很小。齊《叔夷鍾銘》載靈公賜叔夷萊邑,“其縣,三百”,一次賞賜就是三百縣,足見其縣之小,大約也就是孔子所說的“十室之邑”罷了。與五都制相配合,看來齊國始終實行的是較為分權的都邑制。
秦國統一天下以後,將郡縣制推行於四海之內,此後中央集權是二千年一貫製而不改,不但不改,而且集權傾向愈演愈烈。雖然其間有幾度因地方分權過甚而形成分裂的局面(如漢末的軍閥混戰與唐後期五代的藩鎮割據),但這並非中央政府主觀願望所造成,乃是出於客觀形勢的逼迫,而一旦新的統一局面形成之後,接踵而來的必然是更加集權的中央。秦漢時,郡縣還是地方官的施政區域,郡守與縣令都有相當的行政、軍事、財政權力,至宋代以後,行政區劃已變而為中央官員的施政範圍了,地方分權越來越小,以至於清代,地方盲主權幾乎蕩然無存,一舉一動皆需聽命於中央,毫無活力可言,遑論革新與改良。中央與地方的關係已從輕重相維變成內(中央)重外(地方)輕,且不可移易了。設想兩千年以前如果是齊國統一天下,推行較為分權的地方制度,是否近代歷史會有點不同?


二,經濟思想


齊、秦經濟思想的不同首先是取決於地理環境和生產方式的差異。秦人在起初是亦農亦牧民族,居於隴西一帶,後來逐漸東遷,佔據周人故地的渭水中下游地區,這里土質好(《禹貢》評九州土壤,以秦所在的雍州為上上),灌溉便利,是當時生產條件下最理想的農業區,於是秦人視農業為本比他國更重。以農為本的思想大約起自墨子,而至商鞅為烈。商鞅在秦國變法,鼓吹“治國……能事本而禁末者,富(《商君書•壹言》)。”在古代,農業是最直接創造財富的產業,農業發達必然導致國.家富強,這就是戰國後期,秦人和秦地大約只佔天下三分之一,而財富卻佔將近三分之二(《史記•貨殖列傳》)的原因。秦並天下後,仍繼續推行上農除末的方針,宣稱:“皇帝之功,勤勞本事,上農除末,黔首是富(《史記•秦始皇本紀》)。”但過分強調農本思想,卻使得工商業的發展受到壓抑,上面已經說到,西漢所設鹽鐵工服諸官,無一在秦國故地之上(唯有兩個工官設在戰國末年秦國所併的巴蜀地區) ,這雖然與秦地缺乏資源有一定關係,但與“事本禁末”的政策不能無干。
在人類社會發展初期,農業是積累財富的最重要手段,重農思想以至農本思想的產生是很自然的,這在世界各國的發展史上莫不如此。問題是這種思想一旦凝固起來,佔據統治地位,並成為千年不變的國家政策時,就要阻礙社會的進步了,中國之所以成為亙古不變的農業國,從未發生過工業革命與商業革命,就與秦文化顛撲不破的農本思想息息相關。
二千年來,歷代統治者無不奉“崇本抑末”為金科玉律,唯恐本末倒置,只滿足於自給自足的小農經濟,而不圖更快發展。無需要則無發明,科學技術的進步也因此受到阻礙。直到清初黃宗羲才指出本末提法之誤,他說:“世儒不察,以工商為末,妄議抑之。夫工周聖王之所欲來,商又使其願出於途者,蓋皆本也。”(《明夷待訪錄•財計三》)但這一思想並不為專制帝王所接受,而行改弦更張之策。何故?因為提倡務本業黜末業還有一個重大作用,那就是穩定專制統治。商鞅早就意識到:“民壹則農,農則樸(樸實),樸則安居而惡出”,“樸則畏令”(《商君書•算地》),這樣就把農民固定在土地之上,安土重遷,安分守己。後來的《呂氏春秋•上農》更明白地說:重農“非徒為地利也,貴其志也。民農則樸,樸則易用,易用則邊境安,主位尊。”而對於統治者而言,安定與“主位尊”永遠是優先於發展的,在安定的情況下能發展最好,若兩者發生矛盾,則寧舍後者,而取前者。這也是農本思想長盛不衰的原因之一。
齊國的情形與秦國完全兩樣。在周初呂尚剛受封時,齊國國境尚小,多瀕海之鹽鹼地,不適於農業生產,於是因地制宜,“通商工之業,便魚鹽之利(《齊世家》)。”亦即通過工商業來促進齊國經濟的發展。這個方針十分成功,齊國因此而逐漸強大,疆域擴展,人口密集,到春秋齊桓公稱霸之時,已有膏壤千里,農業也隨之得到發展,到戰國時已呈“粟丘如山”的景象。在齊國農業得到長足的發展之後,並未因此而不重視工商業,相反,在處理農業與商業的關係時,助齊桓公稱霸的管仲提出“本肇末”的觀點,既重視農業積累財富的作用,也不忽視通過商業活動促進流通,以增加社會財富。相應於這一思路,管仲設工商之鄉六,士鄉十五,並將士、農、工、商並列為國之四民(《國語•齊語》)設工商之鄉是齊國的特製,四民分工,並且地位平等是齊的創舉,表明工商業在齊國有舉足輕重的地位。農工商並重的思路在齊國長久貫徹下去,也同樣造成齊國的富強。—正如漢代桓寬在《鹽鐵論》中所說:“富國何必用本農,足民何必井田也?”遺憾的是這種思想在漢代之後就不佔上風了。
齊國由於重視工商業,相應也就注重理財,管仲的輕重之術就是很高明的經濟手段,是使齊國走上富強之路的重要因素。“齊桓公用管仲之謀,通輕重之權,繳山海之利,以朝諸侯,用區區之齊,顯成霸名(《史記•平準書》)。”可惜由於秦的統一而使理財術與工商業同樣受厄。近代以來,西方的經濟思想流入中國,才引起人們重新評價管子輕重之術的興趣。尤其是《管子•侈靡篇》所提倡的以消費促生產的思想,更使人覺得驚奇。設使齊國統一天下,工商之業得到正常發展,輕重之術與侈靡思想推向四海,中國會否是另一番模樣?


三,學術文化


在文化方面秦所採取的是愚民政策,以維護專制統治。商鞅所說的“民不貴學問則愚,愚則無外交,無外交則國安而不殆”,就是秦國愚民政策的指導思想。秦始皇的焚書坑儒最為後世所詬病,但他其實並非焚書的始作俑者,商鞅變法時已經“燔《詩》、《書》以明法令”(《韓非子•和氏》),始皇帝不過是把這個做法放之四海而已。焚書的目的是為了閉目塞聽,讓老百姓永遠愚昧下去。商鞅毫不掩飾地說:“農戰之民千人,而有《詩》、《書》辯慧者一人焉,千人者皆怠於農戰矣。”一個有書的聰明人就會使得一千個普通人不聽話,怠於農事,倦於戰備,書不燒還得了?秦國箝制思想有一個典型的實例:當商鞅開始變法時,秦人跑到國都反映新法令不便的人數以千計,行之十年以後,新法大見成效,那些原先以為不便的人當中有一部分又跑來表示新法之便,不料這些人卻被商鞅認作亂民,全部流放到邊地去,這以後老百姓再不敢對法令發表任何意見了(《史記•商君列傳》)。箝制思想是為了穩定統治,因此只許百姓老實遵守法令,不許-他們有“私義(自己的意見)”,對當政者批評指責當然不許,即歌功頌德也很危險。既無私義,則學術無從談起,秦國從未形成任何官方與民間的學術團體就是這個緣故。
即對一般老百姓而言,齊國的政策也並不強求思想一律,而是順其自然。齊太公的“因其俗,簡其禮”與管仲的“俗之所欲,因而予之;俗之所否,因而去之”是一脈相承的方針。提高老百姓的道德水準並非用行政命令的手段,而是採取強國富民的方法以達到“倉廩實而知禮節,衣食足而知榮辱”的自覺水平。這與商鞅激烈指責“常人安於故俗,學者溺於所聞”,從而採取強制性的“移風易俗”的辦法顯然有別。


四,宗教信仰


天上的世界只是人間世界的模寫,因此與集權的製度相應,秦國的宗教也表現出天帝獨尊,群神簇擁的現象。秦人崇拜的神祗極多,但以天帝為尊,天帝就是君主在天上的影子。周平王東遷,秦襄公攻戎救周有功,才列為諸侯。秦襄公因為“居西陲,自以為主少之神,作西峙(峙即祭壇),祠白帝。”到戰國時期,天帝由一而逐漸增為四,除白帝處又增加了青帝、黃帝與炎帝(即赤帝),各佔天之一方。反映到地上,則表明天下尚未統一,而秦既祭四帝,顯見有一天下之意。除天帝而外,秦人還有自然神、動植物神、人神歷鬼、靈物異像等多神崇拜,而且無神不設祠,無祠不致祭。
但齊國的宗教形態卻相反,是以眾神平等和神祠分散為其基本特點—。齊人的神祗遠少於秦,最重要的只有八神,即天主、地主、兵主、陰主、陽主、月主、日主、四時主。八神之中,似無高下,即天主所祠者為天齊(齊通臍)淵水,在國都臨淄南郊,雖則為齊國國名來源,亦未見特別尊貴,遠遜於秦人對天帝之尊崇。
從文化樣式而言,春秋戰國時期是中國歷史上最輝煌燦爛的時代。各種文化類型無不放射出璀璨的光芒,呈現出多元文化的發展優勢。這種多元文化的基本格局在《史記•貨殖列傳》與《漢書•地理志》的風俗篇中有生動的描述,至今也還依稀以地域文化差異的形式表現出來。在差異頗大的多元文化類型中,要數秦、齊之別最大,以上所說的就是秦、齊文化差異的主要方面,而這幾個方面又都互相關連。越是個體生產,越是離不開集權,一大堆單個的土豆只有靠袋子才能拎得起來,分散的、大量的小農經濟,只有中央集權才能充分發揮其生產與納稅的效能。因此根深蒂固的農本思想必然導致中央集權的政治制度。而為了保證集權制度的正常運轉,又需要被統治者的效忠,為此又必須採取愚民政策與文化專制主義。這就是秦文化的邏輯。反之,集體的、大規模的手工業生產以及溝通生產與消費部門,周流天下的商業活動,卻需要開放,需要一定程度的地方與部門的分權,與之相應;思想文化也不容易保守。這是齊文化的特點。
從文化變遷的角度看,中國歷史上有兩次大變局,一是春秋戰國,封建改而郡縣;一是近現代,專制改而共和。郡縣制的實質是將國家分成有層次的區域(行政區劃)進行管理,變分土而治為分民而治,實現中央集權制,這是社會的進步。但集權過甚,則造成社會的停滯。在第一次變局之時,歷史選擇了秦文化,多元文化漸漸消融於小農經濟的一元文化之中,如果當時是齊文化佔了上風,則歷史的進程會不會兩樣?可惜歷史是不可能再現的,我們無法驗證這一問題的答案。但是溫故而知新,透過對歷史的分析,我們似乎可以說,中國走另一條道路的可能性還是存在的。


歷史學者周振鶴曾在《假如齊國統一了天下》一文中,提出了一個有趣的反歷史假設:如果戰國末年不是秦國而是齊國統一中國,那可能帶來一種完全不同的中國文化。
與當時的中原各國相比,齊國無疑是個異類,但就國力而言卻是個強大的異類:在春秋五霸中,齊桓公是最先稱霸的,戰國時齊威王任用孫臏,在公元前352年的桂陵之戰中大敗驕橫的魏軍,“於是齊最強於諸侯,自稱為王,以令天下”(《史記·田敬仲完世家》)。在很長時間裡,齊國一直是東方國力最盛的國家之一,周振鶴據此認為:“秦的統一固然有其必然性,但是東方六國完成統一大業的可能性並非不存在,魏、齊、楚都曾經強盛一時,尤其是齊國,始終是秦實行統一的最大障礙”,他假想如果在統一天下的進程中是齊國占上風,那麼“似乎可以說,中國走另一條道路的可能性還是存在的”。
這當然不失為一個很有吸引力的假設,但仔細考察一下就會發現,齊國的這種社會制度並不能幫助它在戰國晚期諸國激烈競爭的局面中勝出,由它來統一天下的可能性基本上可說是不存在的。


自西周初年姜太公在東方創建齊國,被授權專徵不守王命之方國,這一專徵大權遂成為日後齊國開疆拓地的合法根據,故西漢末年劉向《說苑》稱“魯有王蹟者仁厚也,齊有霸蹟者武功也。”在直至戰國中期的數百年裡,齊國作為東方大國很少受到能威脅到其存亡的強敵進迫,戰敗也很少被逼到首都被圍乃至遷都,既然足以應對國外挑戰,那恐怕也就不會被倒逼改革。晏子“二桃殺三士”之舉恐怕更多是著眼於消除不穩定因素,重建國內政治秩序的需要。


但如果要統一天下,那麼戰國時代的政治演進已表明一個殘酷的現實:無論士人如何設想理想的“天下”,最終要“定於一”,事實上還是得打造一部高效的戰爭機器。此時的戰爭形態與春秋時貴族武士之間那種謹遵禮制的車戰已大為不同,而需要國家力量、資源的總動員化,但齊國的軍隊組織卻甚難適應這一挑戰而及時轉變。


在齊國,有一點乍看起來相當矛盾:中國軍事史上公認的兩部偉大軍事理論著作《孫子兵法》、《孫臏兵法》的作者都是齊人,但齊軍的整體戰鬥力在同時代人中的評價卻不高。孫臏圍魏救趙時便曾明白承認:“彼三晉之兵索悍勇而輕齊,齊號為怯。”到戰國末年,荀子作為三次出任齊國稷下學宮祭酒的大學者,對齊軍理應知之甚多,但他對齊軍的評價卻極低,認為是“亡國之兵”,因為齊軍過分推崇個人技能、在意物質獎勵,遇到弱小的敵人還能有用,遇到大事強敵就渙散了。在他眼裡,秦軍戰鬥力最強,魏軍次之,齊軍最差;但講兵法的水平,正好相反,齊國最發達,三晉次之,秦又次之,兵學自東往西傳。




荀子所描述的齊軍,在某種程度上仍遺留著兩三百年前田開疆等三士那種對個人英雄主義的推崇,整體協同作戰則較差,這一好勇鬥狠的單兵作戰模式是典型的武士文化。這一民風頑強地保留下來,直至西漢初年,司馬遷在《史記·貨殖列傳》中仍然評價說,齊國風俗“怯於眾鬥,勇於持刺”,也即對群體性搏鬥消極,而對單兵較量卻非常勇猛,這與齊人好武、尚功利的特質是密不可分的,管子等政治家的傳統治國思路也注重對人的私慾因勢利導,主張順應人的私慾才能達到社會的長治久安,結果這在促進“民富”的同時,也使齊軍將士的個人英雄主義更為功利。直至西漢時,龔遂為渤海太守,仍發現“齊俗奢侈,好末技,不田作”,以至於這位循吏花了很大力氣“躬率以儉約,勸民務農桑”,見到“民有帶持刀劍者,使賣劍買牛,賣刀買犢”。


也正因此,齊國被迫在軍事理論、尤其是軍事謀略上入手來彌補其整體戰鬥力不強的弱點,這便促成了孫子這樣的兵法家興起。張華鬆在《齊長城》一書中指出:“齊國對外戰爭敗多勝少,但發達的工商文化以及其他種種的背景和因素又使得齊國的兵家文化獨領風騷,先秦時代的著名軍事理論家和兵書戰策也就大多出自齊國。




以孫武和孫臏為代表的齊國兵家,其兵法思想的核心內容是不戰而屈人之兵的全勝戰略,他們所強調的首先是防禦,自己立於不敗之地,然後通過'伐謀'、'伐交'的手段而製敵取勝。”此種注重單兵格鬥技能的軍隊,在面對與較弱敵人決戰時往往表現尚可,其最大的弱點恰恰是難以適應戰國中後期那種曠日持久的慘烈集團作戰。孫子兵法雖然注重謀略,但同樣強調軍紀(故有“三令五申”、殺人立威之舉),那恐怕是因為他所生活的時代(約前545-約前470)正處於“二桃殺三士”之後那種弱化個人作戰技能而強調高度紀律約束的新作戰模式。個人的英勇在春秋時代的車戰中尚有發揮餘地,但公元前541年,晉國大夫魏獻子打造出了中國歷史上第一個獨立的步兵方陣。魏國在戰國初年稱霸一時,恐怕依靠的就是這種步兵作戰中高強度的軍紀(荀子稱讚魏國武卒能負重帶三日之糧,“日中而趨百里”,這沒有極強的軍紀約束是不可能的)。這種軍事模式由晉國開創,推動社會結構性調整為中央集權制,因而三晉在戰國時代法家和縱橫家最為發達,主要法家人物和法家著作基本上都出自三晉。


軍事史學者李碩認為,自春秋末年步兵成為戰場主力兵種之後,“嚴格的紀律一直是步兵作戰的基本原則,戰術則是列成密集的隊形,與敵軍進行面對面的砍殺肉搏”,到戰國時代,中原各國均已確立中央集權政治下的軍事模式:“軍隊是由國家財政供養的軍事機器,戰爭行為是為了貫徹統治者的意志,軍事統帥對士兵擁有絕對權威,可以命令士兵們投入哪怕是必死的肉搏作戰。”相比起來,漢代的匈奴人則從不與中原軍隊主力進行硬碰硬的正面大規模決戰,也從未進行對城池、堡壘的大規模攻堅戰,這與匈奴游牧社會的權力結構有直接關係,因為匈奴單于並不是能驅使戰士投入這種決死戰鬥的絕對君主。反過來,當時名將李廣雖然個人騎射技能極高,但他之所以在對匈奴多次作戰中未立大功,反而幾度覆軍敗績,正是由於他作戰依靠個人英勇而非嚴整的軍令紀律。直到東漢末年騎兵成為作戰主力後,才再度出現一個主將親自披甲上陣、與敵軍肉搏血戰的英雄時代。


在戰國時代那種步兵密集陣型長期作戰的模式下,齊軍的弱點就暴露無遺了。這道理不妨以足球運動為例,曾任中國男足國家隊外籍主教練的霍頓說過:“中國球員並不缺乏技術和體能,缺的是整體意識。足球是集體項目,整體不行就消耗了技術和體能。”2002年世界杯中國隊首次進入32強,結果三戰皆負,淨輸9球而未進一球,在觀看中國隊0:3敗給土耳其隊後,亞足聯秘書長維拉潘在接受采訪時表示:“足球是一項集體運動,但中國隊的隊員們顯然不喜歡依靠集體的力量,場上大部分時間都是單打獨鬥,並最終丟了球。”


這在作戰中也一樣,古羅馬時代的日耳曼戰士雖然悍勇,但他們缺乏紀律、各自為戰,最終還是抵擋不過羅馬軍團。由於中國春秋戰國時代對軍陣的相關記載較少,羅馬軍團可以啟發我們這種步兵作戰模式的特點:其關鍵在於紀律約束之下的強大作戰耐力,因為“羅馬的軍事體制能夠讓其部隊的基礎構成天生具有一種可替換性,因而更易於混合與匹配”,其結果,就算前方士兵倒下,後方的多行陣列也能像輸送帶一樣進行更替,因而“這種布陣在遭受正面進攻時幾乎不會被擊敗,從而令軍隊得以穩步推進”。戰國後期的秦軍也是,其戰鬥力不是來自出眾的單兵技能,而是“秦兵耐苦戰”,堅忍頑強,穩紮穩打的作戰意味著依靠消耗和逐步推進,當軍隊不存在重大武器差距時,戰陣的人數與耐力具有決定性的意義,各自為戰的武士很難與這樣的戰爭機器對抗。




這套制度,眾所周知是在秦國貫徹得最為徹底。這不僅確保了秦軍源源不斷的人力調配,而且鄉里告發、連坐等製度也使得臨陣脫逃變得更難——因為逃回老家肯定會被發現,而父老也不敢冒險隱瞞。與此同時,秦國又實行最嚴格的金字塔式階級制度——軍爵制,根據戰陣上的表現決定士兵一生的榮辱,這就在用外部紀律堵死其退路的同時,又給耕戰之士提供內在的激勵。杜正勝一針見血地指出:“唯有像秦國徹底勵行等爵制,授爵必以軍功,耕戰合一的齊民階層才有遠景、有生氣。但在山東列國我們卻絲毫嗅察不出等爵制的氣息,根本原因是軍功祿賞不能塑造身份制。”在魏國,當兵這條路的極致也不過就是豁免租稅徭役,個人前程是指望不上的;而在齊國,士兵作戰最多只能因立功而獲賞金,這順應齊國發達的功利文化,但卻無法因軍功而授爵。


這恐怕就是齊國這架戰爭機器的問題所在:它既無法像秦國那樣有絕對權威迫使士卒投入長期艱苦的殊死作戰,又不能給他們提供足夠的進取動力。其結果,齊國保守有餘而開拓不足,齊人的戰鬥力只有在遭受外敵入侵時才能被充分激發出來。
這一戰爭機器需要社會結構的整體改造,因為這意味著與社會制度之間構成一個功能性的相互聯結的複合體才有可能。如我們所知,在古希臘城邦和古羅馬共和製下,也能產生這樣紀律嚴密的步兵方陣,但在中國當時,唯一能鍛造這一戰爭機器卻只有郡縣制之下貫徹國君意志的軍國主義國家。因為戰國時代以步兵為核心的新軍隊,是以社會的全面徵兵為基礎的,這就不能像春秋時那樣還把軍事作為一小部分貴族武士的專屬事務;其次,如何訓練這些應徵的農民士兵,使其遵守紀律,也是當時政治思想家無法迴避的問題。這都促使戰國時代的政治家們持續關注“民”——與此前的“士”和“國人”憑藉血緣性結合的共同體不同,在封建解體之後,人力的動員機制主要是依靠郡縣鄉里的行政系統來發揮作用的。


按杜正勝在《編戶齊民:傳統政治社會結構之形成》一書中的論述,郡縣制正是在離都邑較遠的新闢領土上開始萌生的,“秦漢統一政府的地方行政系統可能是從封建時代天子或諸侯直轄地的行政組織蛻變而來”,到後來則將逐漸沒落的封建世族采邑逐漸納入中央權力管轄之下,隸屬於中央設置的縣,“國都以外的鄉大概從春秋中晚期到戰國逐漸完成,城邦意義的'國'被縣取代”,“縣”的本義就是“懸系”,指其地與中央政府直接統治之地區不相接壤,如以線係於國都。戰爭越劇烈,內外新併的土地越多,則國君直領的縣也越普遍;而郡或是特殊的大縣城,多從邊疆軍事區設起。春秋以前零散、碎片化的政治地理景觀,至此被逐漸改造為中央權力垂直所屬的嚴密行政體系統。

yin848 2020-2-3 03:00 AM

齊國地理環境的劣勢
公元前284年,齊國滅宋,此舉貿然打破了長久以來的各國力量均勢,引起諸侯震恐,結果五國聯軍伐齊,齊國一度只剩下即墨、莒二城未下——值得注意的是,它們均是齊“五都”之一,原本就有著相對獨立的政治根基。雖然齊國國力此後在田單複國主政之下迅速恢復,但它作為當時東方的強國,竟然這麼容易就被擊破——在戰國七雄中,除了最弱的燕國之外,沒有一個大國像齊國這樣在一兩次決戰失敗之後就陷入近乎亡國的危難境地,這意味著它的軍政體系存在嚴重的結構性漏洞。




齊國採用五都製而非郡縣制,因而編戶齊民並不徹底,被燕軍輕易攻下七十二城,正表明其社會組織結構不夠堅固嚴密,因而當決戰失利後,不能作頑強耐久的抵抗。本來,管仲為齊桓公所規劃的治國方略,雖然也是“分畫都鄙而集權中央,獎勵農商以充實國富,修整武備以擴張國威”,但仍是在舊制基礎上的順勢而為:整理賦稅、發展農商,在國家有充足財力的基礎上,再將軍令寄在內政上,由保甲制度來獲得穩定的軍事力量。不僅如此,管仲還將齊國分為21個鄉,其中6個鄉不用服兵役,專職作為工匠、商人來替國家生產。這樣做的結果,便是使齊國首都臨淄成為戰國時經濟實力最強大的城市,但也正因此,齊國在戰國時代採納新制度上比其餘六大國更為遲緩,何必呢?它現在這樣也過得好好的,何況多元分權的社會構造本身阻止它作出這樣徹底的變革。


這裡也再次體現出齊國政治文化的保守性:普通士卒無法通過軍功獲得社會地位的向上流動,這恐怕正是由於貴族世家的強大。在當時的楚國,縣之首長稱“公”,多由強大氏族出任,但不能世襲,也有非貴族出身者,縣雖有相當高自主性,但似仍須向中央政府繳納賦稅;這種直屬於國君的“縣”性質上還不同於秦之郡縣,但相比起來,實行五都制的齊國甚至像楚國這樣程度的郡縣都沒有,由此可見其集權程度之有限。




對活躍經濟、學術自由來說,齊國的這種政體自有其不可替代的好處,因而它在這些方面均表現突出,然而在戰國時代的激烈戰爭中,相對分權、保守的政治結構卻使得齊國無法有效動員出自己的所有潛力。既然對齊國士卒來說,平日生活也相對寬裕,而打仗所積累的戰功也不過只是財物上的一些好處,那自然更沒人願意冒生命危險去幹這樣的事。二戰時日軍戰鬥力最差的第四師團就多來自大阪的商人,他們圓滑惜命,不願打硬仗,卻善於經商。抗倭名將戚繼光在《紀效新書》中便曾明確提出,徵兵“第一切忌不可用城市遊滑之人,但看面目光白、形動伶便者是也”,他甚至說,這樣的兵就算由韓信、白起來管教也是帶不好的。在這種情況下,齊國不僅軍隊戰鬥力不夠頑強,恐怕自身就缺乏對外擴張的內在動力。由此也能解釋另一個歷史謎團:在戰國七雄中,相對於其餘六國,齊國為何在領土擴張上表現得相對消極?蘇秦在遊說齊宣王時就說,齊國富強,但卻是“即有軍役,未嘗倍泰山,絕清河,涉勃海也”。




這恐怕不僅是由於齊國政治上不振作,也因為它比其餘大國都更依靠工商業,也就相對不那麼看重領土擴張所帶來的農業產出收益;不僅如此,由於新並領土在各國的慣例都是直屬於國君,那對於分權的齊國權力政治來說,內在的動力也不強,因為各大貴族恐怕也並不那麼希望看到國君力量繼續膨脹。




當然,齊國在領土擴張上也有短暫的輝煌:前314年齊軍三十天內攻滅燕國,佔領長達兩年;前284年齊軍又滅宋,但這兩次擴張都沒能維持有效佔領,第二次甚至差點帶來亡國之禍(前284-前279年燕攻齊之戰)。可以說,這兩次對外擴張都是齊宣王、齊湣王父子兩代國君好大喜功的結果,他們的黷武恐怕正是君權膨脹的結果,但卻缺乏秦國那樣穩紮穩打的軍事推進加上行政系統管理所促成的有效佔領,結果反而徒然招致各國的敵意,埋下自身衰亡的種子。此前齊國也曾多次組織合縱反秦,但正如《齊國史》所言:“齊國在策略運用上有致命的弱點,每次合縱耗費了大量的人力、物力,但卻沒有給秦國以實質性打擊,在兼併土地方面也幾乎一無所獲。”這些都表明齊國的軍政體制在對外戰爭中無法應對新局面,這些戰爭非但沒能增強自己的實力,反而消耗了國力,將自身的弱點暴露無遺。


只有在外敵將齊人逼入絕境時,他們才真正爆發出來。燕軍圍困即墨時,殘虐俘虜、挖掘墳墓,即墨人見狀“皆涕泣,俱欲出戰,怒自十倍”,這正表明重視宗族的齊人最深沉的鄉族意識被激發之後能轉化為極強的戰鬥力。總體來看,齊國這樣一種政治體制很難產生對外擴張的持久內在動力,滅燕、滅宋這兩次對外戰爭都只不過是黷武君主的一時心血來潮,這最終不是增強而是削弱了齊國的力量。尤其到戰國末期,面對秦國越來越高效運轉的強大軍事機器,實難想像齊國有任何希望統一天下,它最多只是期望自保,因為兩度亡國復國的歷史事件已清楚地表明:齊國的力量源泉是在本地鄉土,這才是真正能激發齊人為之奮戰的事物。


對如今的中國人來說,這段歷史實在令人感慨:齊國的政治體制看似保守落伍,但以現代眼光看來,它卻又是比秦制更“先進”的,尤其能保障社會經濟、文化學術的活潑多元,然而在面臨激烈戰爭逼迫時,這卻使齊國無法有效動員出自身的所有力量,最終落敗。這不僅是齊國的悲劇,也是後來中國歷史上再三出現的局面:兩宋、明朝這樣經濟文化更為繁盛的複雜社會,卻敵不過組織更簡單的外敵。
其結果,直到進入近代,中國社會在發展到更為繁榮的階段時,始終無法找到一套有效的機制將之轉化為自身的力量,這反倒成了自身的弱點,最終趨於向內坍塌。我們不必去遺憾為何齊國不能統一天下,因為那本就不可能,真正值得我們思考的是:齊國的悲劇就是傳統中國國家的悲劇。

代北集團 2020-2-3 10:58 AM

題外話 ... 我睇到標題果陣 , 其實唸緊 : 係咪指南齊/北齊???
始終這兩個感覺上 , 比由田齊統一 , 機會大不少呢 ...

十九八 2020-2-3 11:40 AM

根本齊國只能強大不能統一
係政治地方制度已經確立
秦國統一
商鞅立法制 立州郡制
白起三大戰役 打沉各國勢力
張儀打破六國聯合勢力
呂不韋改部分極端手段 令新領地反抗少左
更教唆殺李牧

嬴政就清除貴族在秦的影響力
先可以打滅國戰

唔係極端不人道的法家理念
根本不可能集中國力滅六國
秦國打沉左六國能力
都要凝聚近二十年的軍力去打

齊國由頭到尾只有稱雄沒有統一條件

復活高貝利 2020-2-4 02:32 PM

[quote]原帖由 [i]yin848[/i] 於 2020-2-3 02:59 AM 發表 [url=https://www.discuss.com.hk/redirect.php?goto=findpost&pid=513824752&ptid=28849258][img]https://www.discuss.com.hk/images/common/back.gif[/img][/url]
公元前221年,秦始皇統一了天下,這是中國歷史上的一件大事,從此中國走上了秦文化的道路,垂二千年而不變。中華文化實際上是秦文化的延伸與發展,春秋戰國時期的多元文化次第融合於單一的秦文化之中。。秦文化的基本特徵可以歸結為三方面:


中央集權
農本思想
文化專制


這三個特徵從秦到清,一以貫之,不但始終無改,甚而愈演愈烈,直至晚清才開始出現動搖的跡象。
秦的統一固然有其必然性,但 ... [/quote]

齊國政治制度無你講得咁美好,只係一種無效率嘅貴族政治,
同埋齊國文化亦沒有失傳,董仲舒嗰套遺禍千年的大迷信就係正宗齊地文化

明日野性的老闆 2020-2-23 09:43 PM

秦始皇雄才大略

明日野性的老闆 2020-2-23 09:51 PM

齊國管仲,魏國文武李猩吳起是法家人士,商鞅變法其實是魏國人。到荀子儒表內法。韓非子完成法家。李斯同秦始皇實行法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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