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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收咗十幾年國際生,點解呢排先嘈宿位比佢地霸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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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隱藏]
本年一月至二月,中大學生會舉行周年大選。當時兩支候選學生會內閣(晨煦和乘風)均在政綱提及N-2宿舍政策,並且強調會為有需要的非本地生爭取住宿支援。此舉引來校園各方的討論,有本地生表示他們有部分人住處偏僻,縱然參與不少活動爭取宿分仍難求一宿,認為他們同樣有住宿需要,故宿位資源分配上應該考慮更多他們的利益。與此同時,也有非本地生表示他們每年已經要支付高額學費,若要他們在校外另覓住處,在樓價高昂的香港來說,這無疑會成為他們的一大負擔。公說公有理,婆說婆有理。若然本地生和國際生之間本已存在矛盾,為何激烈的討論現在才出現?當中是什麼在醞釀著這場宿位分配問題的爭論?我們不妨在討論之前先由其歷史脈絡說起。

背景:N-2政策從何而來[td]
宿位供應比例 (平均每多少個同學爭一個宿位)
1999年2.5個
2000-02年2.4個
2003-07年2個
2008-09年2.1個
2010-11年2.2個
2012年2.5個
2013-15年2.1個
2016-17年2.2個

國際生佔中大學生比例

2000年前,非本地本科生數字只佔全校學生極少的比例,數字亦一直較平穩,沒有明顯升幅。然而自2000年起國際生明顯增加,在2005年後急劇上升的趨勢。再看宿位供應比例,其數目卻在這十多年來卻沒有太大變化(維持在平均每2-2.5個人左右爭一個宿位)。兩組數據反映了非本地生所佔的宿位比例越來越高,這意味著本地生宿位供應會因而減少,宿位的競爭會因此而逐漸激烈。宿分cut off持續上升導致部分同學即使居住較遠和積極參與活動也未必有宿,令爭執因而產生。
無論非本地生抑或本地生都各有住宿需要,所以當非本地生人數不斷上升,校方理應增加其宿舍供應,然而,增加宿位並非一朝一夕之事,那麼既然中大在這情況下未能及時興建更多宿舍,為何不是減少甚至暫停招收國際生,反而選擇如此不顧一切並且繼續招生呢?下文將會解釋箇中原因,並分析為何是國際化下政策的結果。
其他資料:現行宿舍政策
根據教資會資助院校的公帑資助學生宿位的準則 [2]:
1.  所有學士學位課程學生應有機會在其課程的修業期內入住學生宿舍最少一年;
2. 所有修讀教資會資助課程的非本地學生、所有研究課程研究生,以及每天交通
時間超過四小時的學士學位課程學生,應可入住學生宿舍。
這意味著大學教育資助委員會(教資會)資助院校提供的學生宿舍需要符合上述條件。實際上,這個準則已經是1996年學生宿舍政策,到目前仍然沒有就實際情況而設立和衡量新的標準。根據中大目前學生的居住地點至校園的正常乘車時間,需時121 分鐘或以上的人佔 1.2%; 90-120 分鐘的人佔 3.9%;60-89 分鐘的人佔 11.0%;而少於60分鐘的人佔 83.8% [3]。所以在計算公帑資助學生宿舍的需求上,其實並不合理,甚至可以說是形同虛設,沒有真正解決宿位短缺的問題。

香港中文大學2017/18年學生居住地點至校園的正常乘車時間

國際化下的邏輯
國際化並非只是指某個特定而且單獨的事件 ,而是指以「連結國際」為面向的一系列政策改變 [4]。 國際化有不同形式,例如非本地學生的招收及融合、國際策略和課程發展等。目前在香港各大學的具體實踐便是招收非本地生學生、英語成為主要授課語言和進行更多國際面向的學術研究等。明明國際化下是希望透過招收國際生促進文化交流和認識,為何現時發生的一切會令這個原意被扭曲呢?為何會造成如此激烈和過分的情況呢?只因國際化下有個重點——競爭,即不同院校會爭奪有限資源。那麼資源到底是誰在分配?誰在決定大學夠不夠國際化呢?答案便是大學教育資助委員會(下稱教資會)。現時,中大有至少約一半的財政收入來自政府資助,而教資會的角色是負責控制各大專院校所得的政府撥款 [5]。至於其撥款原則,教資會一直強調大學國際化的重要性,例如在2005年已經表示:(二)
在政府及教資會層面,教資會深明國際化的重要,由二○○五/○六學年至二○一四年年底推行國際化配對補助金計劃,以一元捐款配對一元補助金的方式,向教資會資助院校提供合共9000萬元 [6]。
為進一步鼓勵院校國際化,教資會最近同意向資助院校增撥合共四千萬元的款項,以等額補助金的形式,協助院校提升它們在招收非本地學生、推廣香港為理想進修的地方,以及增加交流伙伴的能力 [7]。
由此可見,教資會會透過不同補助和撥款「鼓勵」院校推行相關政策,令院校發展漸趨國際化。當大學越能達到其準則,可得的撥款亦會相對較多。相反,若然大學不夠「國際化」,下學年便會被人削減資金,這有機會涉及到裁減人手、減少開辦課程等。故院校為爭取更多資源,令自己不要在競爭遊戲中輸掉,便會在政策推行上盡力配合。
撥款競爭如逆水行舟 不進則退
正如上述提及,正正因為院校之間要互相競爭,所以要在這場撥款的競賽中鬥走得快。各大學因而會不斷急推一系列的政策改變,以求錄取更多非本地生。一旦他們不努力「力爭上游」,稍有怠懈,便會落人之後。由於這場競爭會不斷延續並成為循環,這意味著擁有越多非本地生的大學會有越高的資助撥款,繼續「旗開得勝」;相反,非本地生數量較少的院校只能持續取得少數資助計劃的撥款,這亦解釋了為何大學之間需要鬥多學生以及趕著收非本地生。最後,國際生自然成為了大學在國際化下賺錢的工具,被大學用作爭奪更多資助之餘,更要繳上高昂學費,以為大學提高利潤。
當然有人會説,宿位上的問題既然如此明顯,甚至當學生已向大學反映的時候,為何校方仍然未改,遲遲不理?為此筆者與一名已畢業的國際生Alexander交談,他當年經歷N-1宿舍政策的推行,此外也訪問了另一名來自台灣的一年級生黃同學,就中大國際化下政策模式和方向如何對他們造成實際影響進行訪問,並且希望探討箇中原因。
國際化下政策已成定局
[td]
2017/18學年八大非本地生比例及計劃資助額 [8]
大學非本地生佔本地生比例資助計劃撥款
香港大學16.0%999萬元
中文大學13.4%1084萬元
科技大學16.2%689萬元
理工大學11.3%772萬元
城市大學10.7%698萬元
浸會大學11.6%381萬元
嶺南大學6.4%174萬元
教育大學7.5%203萬元

只因大學受制於國際化的發展方向,學生的談判空間十分有限,他們即使有機會與校方商討,亦只能討論政策已定案後的細節,而非落實與否。Alexander憶述,很多時候非本地生就 N-1宿位政策問題的討論,多是圍繞他們在政策下如何爭取自己最大的利益,例如商討課外活動的項目和準則等。另外,他亦提及到,縱使當年也有諮詢,但認為「當時的諮詢並不是完善的諮詢」,形容當時情況是個「少而匆忙的討論」之餘,而校方也像是告知和發佈多於真的在徵詢同學的意見。
「國際化」的真正目的是賺錢
國際化令大學之間競爭至上,院校都不希望在這場遊戲中成為輸家。所以對他們而言,滿足教資會的準則以爭取更多經費才是最重要,至於資源或者同學的校園生活都不是他們的首要考量。兩位非本地生皆表示,語言隔閡的問題其實存在已久,但一直未被解決。縱然書院為國際生提供了不少課外活動,然而問題並不完全因為數量不足或是不夠多元,而是這些活動都是以廣東話進行,例如院慶和書院迎新營。活動的設計並沒有正視非本地生真正遇到的問題。另外,黃同學也提及到,中大在向非本地生介紹學校的時候「避重就輕」,他認為大學一方面標榜全英文教學,另一方面卻沒有仔細告知他們校園內語言的使用狀況。
因此宿位的爭論其實要追溯到國際化的脈絡,在討論分配問題前還須思考撥款機制如何左右大學發展的方向。在這情況下,中大只是以國際化的名義在競爭下成為最大的得益者,至於本地生和國際生同樣也是受害者,若然問題繼續,只會不斷損害學生利益,令他們最後要承受不必要代價。只要國際生人數不斷上升,即使推行n-2政策,問題在幾年後仍然會繼續出現,難道到時要採取n-3或其他措施嗎?要解決問題還須停止造成這個結果的引擎——即市場化的國際化,並且應該思考若然有另一種國際化,其應該有怎樣的想像,然後再實踐創造和前進。

http://cusp.hk/?p=83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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