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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華古代文明資料庫( 王子主編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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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古代製糖技術

在甜味食品之中,蔗糖比飴糖更為重要。世界上蔗糖的發源地有兩處,一處是古代的印度,這在其古籍《吠陀經》中可以知道;另一處就是古代的中國,最早的文字資料見於戰國末年愛國詩人屈原(也有人認為是宋玉)所作的《招魂》,其中有「靦鱉炮羔,有柘漿些」句,意為在烹煮鱉魚和煎炸羊羔這些美味食品的時候,還要淋上一些「柘漿」調味。所謂柘漿,也就是指甘蔗搾出來的甜汁,因此我們可以認為,至少在戰國末期,位於南方的楚國不但已經有了甘蔗的種植,而且人們已經能夠懂得搾出其中的甜汁來作烹調食物時的調味品;又由於《招魂》一詩通篇描寫的是民間常見的招徠亡魂的風俗禮儀,與之同時描寫的還有稻、麥、雞、牛等民間常用的食物,這足以說明蔗類製品的搾取與食用在當時已經相當普遍。
到了西漢時代,蔗類製品的應用有了進一步的發展。劉歆《西京雜記》曾述及「閩越王獻高帝石蜜五斛」,所謂石蜜,即是指以甘蔗為原料製成的固態製品,這與戰國後期的液態「柘漿」,應該是一個技術上的進步。高帝即是指漢代的開國皇帝劉邦,可知漢初的蔗糖製品尚是稀罕之物,否則就不會作為貢品上獻於皇帝。當然,漢代之際柘漿依然存在,不過功能又有了進展。元鼎五年(前112)十一月辛巳朔旦,漢武帝祀於甘泉宮,令司馬相如等數十人賦詩稱頌,共同製作了《郊祀歌》十九章,中有「泰尊柘漿析朝酲」之句。這句話的意思是:用甘蔗汁可以解去貴人們早上猶未退去的宿酒。由此可見,至遲在西漢中期,人們使用甘蔗汁,不但是一種常用的調味食品,還往往用來作解酒之用。
同樣也是這個司馬相如,他的名作《子虛賦》,其中在描述楚國的物產如何豐富時,也有「諸蔗猼且」的文字表述,其中「猼且」即是古代的芭蕉,不屬於本文的討論範疇,而「諸蔗」就是甘蔗。這可以說明,大致在司馬相如在世時的西漢中期這兩百餘年之中,對於蔗汁的食用已經成為社會上層人物比較常見的事情。
我們可以認為,在西漢中期的漢武帝時代,蔗糖的制取與食用應該是相當普遍的事情,這不但在司馬相如的文賦中屢有出現,同時也見於同時代的其它人,例如東方朔的《神異經》:「南方有寿坃之林……促節多汁,甜如蜜,咋嚙其汁令人潤澤……多則傷人。是甘蔗能減多益少,凡蔗亦然。」「寿坃」一詞,後來逐漸寫成了「甘蔗」。它不但指出了蔗類植物的產地,甚至還指出了「多則傷人」這樣科學論斷,這與當代醫學之中認為糖類製品不宜多吃是相一致的,筆者據此認為,如果不是因為蔗糖食品的相應普及,當時的人們是不可能知道其「多則傷人」的醫學知識的。
值得一提的還有近代的考古成果。長沙馬王堆一號漢墓所出土的簡牘中有「糖一笥」的記載,筆者認為,其物能放置於竹笥之中,當是固態的製成品而無疑。這不但與戰國時期液態的「柘漿」,在技術上可說是大大地進了一步,而且與漢初越國王獻與高皇帝的貢品石蜜,在其普及性方面也有了進一步的拓展。
到了東漢的張衡著《七辨》,其中有「沙飴石蜜」的稱謂。所謂「沙飴」,即是指結晶狀糖類製品。我們知道,澱粉糖呈粘稠狀,而要想得到結晶狀糖類食品,除了蔗糖是不可能有第二種取代物的。應該說,最起碼在東漢時期,人們已經能夠食用到具有砂糖雛形的蔗糖製品了。西漢末年劉向作《杖銘》說:「都蔗雖甘,殆不可杖,佞人悅己,亦不可相。 」在銘中,劉向將甘蔗的特性用作人們常識的類比,可見甘蔗在當時已經相當普遍。

二、 三國時期至唐代以前的食糖簡況

《三國誌·吳志》中記載:吳主孫亮曾使黃門(宦者)取交州所獻「甘蔗餳」食用。所謂甘蔗餳,也就是蔗糖。如果說戰國時代屈原所知道的「柘漿」還是一種稀薄的液體蔗糖的話,那麼三國時代的「甘蔗餳」則已經已經是真正意義上蔗糖了,它的形態是一種特意為之的粘稠狀,其軟柔的特性更能適應人們的食用,其意義就像今天的人吃軟糖遠多於吃硬糖一樣,這與戰國時代相比確實進了一大步。此外,這則記載還明白地告訴了後人「甘蔗餳」的產地是交州,也就是現在的廣西南部及越南北部一帶。由於甘蔗是一種熱帶、亞熱帶植物,三國時期的「甘蔗餳」來自於交州,這是合乎甘蔗生長特點的。
晉代嵇含是「竹林七賢」之一嵇康的孫子,其所著的《南方草木狀》說:「諸蔗一曰甘蔗,交趾所生者圍數寸,長丈餘,頗似竹。斷而食之甚甘。笮(搾)取其汁曝曬數日成飴,入口消釋,彼人謂之石蜜。」這則記載明確地說明了當時甘蔗的產地和蔗糖的生產方法。與之同時期的古《南中八郡志》(今已佚,唐宋之際尚存)有這樣的記載:「笮(搾)甘蔗汁,曝成飴,謂之石蜜。」這與《南方草木狀》和記載是基本相同的,「南中」一詞,古代泛指南方的的廣大地區,最早出現在《魏書·李壽傳》中:「封(李壽)建寧王,以南中十二郡為建寧國」,今考當時的建寧國,即為今天雲南的曲靖地區。至於它的具體生產過程,則是借助於太陽的曝曬。這樣的生產方式,也許受到了食鹽生產方式的影響。液態的蔗漿在太陽曝曬的光合與蒸發作用下,形成了固態的結晶體,這與後世以蒸煮方式制糖,在生產原理上還有其本質上的差別。
東晉盧諶著《祭法》一書,其中有「冬祀用甘蔗」的記載,這是中國古籍中第一次使用「甘蔗」這一名詞,它與西漢時代的「諸柘」一樣,都是由嚼食甘蔗時的嘴部動作「咀咋」一詞變化而來的。與盧諶同時代的著名畫家顧愷之嗜食甘蔗,但吃的方式與眾不同,總是從尾吃到頭,每逢有人因驚訝而相問時,他的解釋是「漸入佳境」。顧愷之的吃法我們今天雖然無可非議,但卻使我們知道東晉時期人們對甘蔗的直接食用也相當普遍。
另一位東晉大學者陶弘景著《名醫別錄》,其中有這樣的記載:「蔗出江東為勝,廬陵也有好者。廣州一種數年生,皆大如竹,長丈餘,取汁為沙糖,甚益人。」這已經明白無誤地告訴我們,最起碼在公元六世紀的古代中國,已經能夠製作「沙糖」了。所謂沙糖,即是指外表呈砂礫狀的結晶糖,這與今天我們日常食用的砂糖在本質上已經沒有多大的區別。
到了唐代,蔗糖的生產出現了新的格局。由於甘蔗的大量種植和消費的廣泛普及,原來用日光爆曬的生產方式已不能滿足社會的需求,於是人們將目光移向國外,尋求更好的生產方式。《新唐書》載唐太宗於貞觀二十一年(647)遺使至「摩揭它國」求取熬糖法,然後下詔令揚州上貢當地種植的甘蔗進行試生產,其成品的色、味均遠勝於摩揭它國,當時人們稱之為「沙糖」,又稱為「霜糖」。「摩揭它」(Magadha)為古印度時代的奴隸制城邦,在今印度比哈爾邦南部,曾一度統一印度全境,孔雀王朝時最為強盛,至公元四世紀的笈多王朝時仍為印度強國。中國晉、唐僧人法顯、玄奘等都曾到此。摩揭它蔗糖的生產方式相對先進,它是利用火的熱能作為蒸發方式來進行生產的,因而有更快的生產週期。唐太宗不惜遠離數萬里之遙而派人前往,從促進社會經濟發展方面來說,甚至比玄奘前往天竺求取佛經更具實際意義。
當摩揭它的制糖法取來之後,揚州生長的甘蔗成了制糖的最好原料。但應該指出的是,這裡所說的揚州,並不是今天地理上的揚州地區,而是指唐初屬於揚州管轄範圍下的嶺南東西兩道,即今天的廣東與廣西。由於嶺南甘蔗味甜而多汁,其質量遠比西域摩揭它國的好,所以生產出來的蔗糖在味與色的方面都遠勝於摩揭它國產品。
「沙糖」一詞,從上文可知,出自於唐初,由於其呈河砂狀,故名。今天一般寫作「砂糖」。又由於其色澤為白色霜狀物,因而當時又稱為「霜糖」。我們知道,今天的砂糖有白砂糖與赤砂糖之分,從製作工藝上來說,白砂糖遠比赤砂糖複雜,既然唐代的蔗糖已被冠以「霜」名,其色當為白色或接近的白色,因此可以認為,唐代的制糖工人們已經掌握了一整套的蔗糖提純及脫色工藝,其生產流程應該與今天的現代法生產流程相去不遠,在沒有一定的化學工業知識為前提基礎下是不可能生產出來的。「霜糖」的生產關鍵是脫色,據《新唐書》載,唐高宗李治上元元年(674),國內的制糖工匠發明了「滴漏法」為蔗糖脫色。其法是將蔗汁熬至相當濃度後倒入一個叫「瓦溜」的漏斗形陶器之中,從上淋入黃泥漿,以現代技術觀點而言是把黃泥漿作為吸附式脫色劑來制取白糖。這種辦法的出現,標誌著我們古代的蔗糖生產已經能夠採用接近於現代化學脫色的生產方法而進行生產了。
綜上所述,我國的蔗糖生產,源於戰國而定型於唐初,這是史有明文的記載,應該成為基本的定論。

三、宋代以後人們對於蔗糖的食用及生產

宋代陸游的《老學庵筆記》載:「沙糖中國本無之,唐太宗時外國貢至……至此中國方有沙糖。」此後一些述及中國蔗糖歷史的人,往往以此為據,認為中國的砂糖始於唐初。但此論其實並不確切,早在漢代以前,「沙糖」一詞就已出現了。東漢名醫張仲景曾以「沙糖」調製「青木香丸」;而南北朝是陶弘景作《本草經集注》又有「取(蔗)汁為沙糖甚益人」之語,可見遠在唐初之前中國已有了原始的結晶狀砂糖,只不過唐太宗派人從西域摩揭它國學習相對較先進的制糖技術後,使中國的砂糖生產得到了一個比較大的躍進罷了。
可以認為,中國蔗糖的生產,真正取得較大發展的是在唐、宋兩朝之際,其中宋代的成就可能更大一些。據宋代洪邁所作《容齋隨筆》載,宋代蔗糖的產區主要在福唐(今福建福清縣東南)、四明(今浙江寧波)、番禺(今屬廣東)、廣漢、遂寧(均屬今四川)等五個地區,其中就質量而言以遂寧所產的為最好。遠在唐代大歷年間,有個姓鄒的和尚來到遂寧(今屬四川)北二十里的繖山居住,教當地的居民黃氏製造霜糖。到了北宋時期,繖山一帶民眾廣植甘蔗,致使這一帶居民以種植甘蔗為生的佔十分之四,而以制糖為業的佔十分之三,也就是說,宋代遂寧的居民中,絕大部分的居民就業都與蔗糖有關。遂寧所產的蔗糖當時稱為糖霜,可知當為白色結晶狀。
在遂寧當時所種的甘蔗之中,主要有四個品種,其名稱分別是杜蔗、西蔗、竻蔗和紅蔗。其中,紅蔗又稱為「崑崙蔗」,主要用於生吃;竻蔗又稱為「獲蔗」,可以用來製作沙糖;西蔗能夠製作糖霜,但由於顏色並不純白而略帶淺色,因而在當地價格並不高;只有杜蔗最好,味甜而厚,用來製作糖霜,顏色雪白而似霜雪,因而價格最高。
在種植甘蔗方面,當時的人們已經知道甘蔗的種植最損耗地力,因而凡頭年種過甘蔗的田地,第二年一定要改種五穀,用以休息地力,否則便得不到好的收成。
在蔗糖生產方面,據記載已經有了專業化較強的生產工具:削砍甘蔗的有蔗削和蔗鐮;堆垛甘蔗的有專用的蔗凳;搾甘蔗汁的有蔗碾、搾斗和搾床;每一種工具都有其特定作用。
北宋宣和初年,王黼創應奉司,專門管理各地上貢朝廷的貢品,其中遂寧就以糖霜為主,每年要進貢數千斤。宣和末年應奉司停辦,當時的京城汴京才不太見到遂寧所產的糖霜產品。
宋代遂寧所產的糖霜,在當時有極高的知名度,這可以從宋人的詩作中得到反映。北宋蘇東坡有一次游潤州(今江蘇鎮江)金山寺,有遂寧僧名圓寶者為寺中住持,於是東坡作詩贈之云:「涪江與中泠,共此一味水。冰盤薦琥珀,何似糖霜美。」蓋因東坡知圓寶為遂寧人,於是自然而然地聯想到遂寧的特產糖霜,由於可見當時遂寧糖霜具有極高的知名度。
與蘇東坡同時代的黃庭堅也有一首極具風趣的糖霜詩,這是詩人在戎州(今四川宜賓)時因品嚐到遂寧糖霜,感覺到其味極其鮮美而特地給好友梓州雍熙長老寄去一包並在信中所作的一首詩:「遠寄蔗霜知有味,勝於崔子水晶鹽。正宗掃地從誰說,我舌猶能及鼻尖。」在這裡,黃庭堅採用了極具誇張的修飾手法,用舌尖舔舐鼻尖的描寫,突出了糖霜的美味。
到了明代,宋應星作《開工開物》,其中的《甘嗜》篇也詳盡地記敘了種蔗和制糖的各種方法,某些地方的敘述甚至比王灼的《糖霜譜》更為詳盡。例如其中的牛拉石轆多次壓搾取汁法,與現代制糖業所採用的多重壓搾原理是相一致的;此外,在蔗汁澄清方面,書中所敘的石灰法,其生產原理在現代制糖中仍然沿用。
至遲在唐宋之際,中國的蔗糖生產技術開始向海外傳播。據日本鳥倉龍治所作《沖繩一千年史》載,公元754年鑒真和尚東渡扶桑,為日本帶去了制糖技術。而元代意大利人馬可波羅也在他的《馬可波羅遊記》中提到中國的福州、泉州一帶制糖業十分發達,遠銷至海外。又隔了大約二、三百年,大約在明代中期,從中國移居海外的僑民將制糖技術傳到了東南亞的菲律賓,然後再傳至遠隔重洋的夏威夷等地。至於西歐各國的蔗糖生產技術,則是公元七世紀時由印度經阿拉伯人所傳入西班牙、意大利等國的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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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古代中國飲食文化的對外傳播                                張世
                                                                                                                                   世界上,凡是有華人甚至沒有華人的地方,都能夠見到中國飲食文化的影響。那麼,中國的烹飪原料、烹飪技法、傳統食品、食風食俗等等,又是怎樣傳播到世界各地去的呢﹖
   早在秦漢時期,中國就開始了飲食文化的對外傳播。據《史記》、《漢書》等記載,西漢張騫出使西域時,就通過絲綢之路同中亞各國開展了經濟和文化的交流活動。張騫等人除了從西域引進了胡瓜、胡桃、胡荽、胡麻、胡蘿蔔、石榴等物產外,也把中原的桃、李、杏、梨、姜、茶葉等物產以及飲食文化傳到了西域。今天在原西域地區的漢墓出土文物中,就有來自中原的木製筷子。我國傳統燒烤技術中有一種啖炙法,也很早通過絲綢之路傳到了中亞和西亞,最終在當地形成了人們喜歡吃的烤羊肉串。
   比西北絲綢之路還要早一些的西南絲綢之路,北起西南重鎮成都,途經雲南到達中南半島緬甸和印度。這條絲綢之路在漢代同樣發揮著對外傳播飲食文化的作用。例如,東漢建武年間,漢光武帝劉秀派伏波將軍馬援南征,到達交趾赺今越南 一帶。當時,大批的漢朝官兵在交趾等地築城居住,將中國農曆五月初五端午節吃粽子等食俗帶到了交趾等地。所以,至今越南和東南亞各國仍然保留著吃粽子的習俗。
   此外,我國的飲食文化對朝鮮的影響也很大,這種情況大概始於秦代。據《漢書》等記載,秦代時「燕、齊、趙民避地朝鮮數萬口。」這麼多的中國居民來到朝鮮,自然會把中國的飲食文化帶到朝鮮。漢代的時候,中國人衛滿曾一度在朝鮮稱王,此時中國的飲食文化對朝鮮的影響最深。朝鮮習慣使用筷子吃飯,朝鮮人使用的烹飪原料、朝鮮人在飯菜的搭配上,都明顯地帶有中國的特色。甚至在烹飪理論上,朝鮮也講究中國的「五味」、「五色」等說法。
   受中國飲食文化影響更大的國家是日本。公元8世紀中葉,唐朝高僧鑒真東渡日本,帶去了大量的中國食品,如干薄餅、干蒸餅、胡餅等糕點,還有製造這些糕點的工具和技術。日本人稱這些中國點心為果子,並依樣仿造。當時在日本市場上能夠買到的唐果子就有20多種。
   鑒真東渡還把中國的飲食文化帶到了日本,日本人吃飯時使用筷子就是受中國的影響。唐代時,在中國的日本留學生還幾乎把中國的全套歲時食俗帶回了本國,如元旦飲屠蘇酒,正月初七吃七種菜,三月上巳擺曲水宴,五月初五飲菖蒲酒,九月初九飲菊花酒等等。其中,端午節的粽子在引入日本後,日本人又根據自己的飲食習慣作了一些改進,並發展出若干品種,如道喜粽、飴粽、葛粽、朝比奈粽等等。唐代時,日本還從中國傳入了麵條、饅頭、餃子、餛飩和制醬法等等。
   中國菜對日本菜的影響很大。17世紀中葉,清代中國僧人黃檗宗將素食菜餚帶到日本,被日本人稱之為「普茶料理」。後來又有一種中國民間的葷素菜餚傳到日本,稱為「卓袱料理」。「卓袱料理」對日本的餐飲業影響很大,它的代表菜如「胡麻豆腐」、「松肉湯」等,至今還列在日本一些餐館的菜譜上。
日本人調味時經常使用的醬油、醋、豆豉、紅曲以及日本人經常食用的豆腐、酸飯團、梅干、清酒等等,都來源於中國。饒有趣味的是,日本人稱豆醬為唐醬,蠶豆為唐豇,辣椒為唐辛子,蘿蔔為唐物,花生為南京豆,豆腐皮為湯皮等等。為了紀念傳播中國飲食文化的日本人,日本還將一些引進的中國食品以傳播者的名字命名。如明朝萬曆年間,日本僧人澤庵學習中國烹飪,用蘿蔔拌上鹽和米糠進行醃漬,日本人便將其稱之為澤庵漬。清朝順治年間,另一位日本僧人隱元從中國傳入菜豆,日本人便稱之為隱元豆。
                                          除了西北絲綢之路和西南絲綢之路之外,還有一條海上絲綢之路,它擴大了中國飲食文化在世界上的影響。

   泰國地處海上絲綢之路的要衝,加上和我國便利的陸上交通,因此兩國交往甚多。泰國人自唐代以來便和中國的漢族交往頻繁,公元9~10世紀,我國廣東、福建、雲南等地的居民大批移居東南亞,其中很多人在泰國定居,中國的飲食文化對當地的影響很大,以致於泰國人的米食、掛面、豆豉、乾肉、臘腸、醃魚以及就餐用的羹匙等等,都和中國內地的有許多共同之處。
   在中國的陶瓷傳入泰國之前,當地人多以植物葉子作為餐具。隨著中國瓷器的傳入,當地人有了精美實用的餐飲器具,這使當地居民的生活習俗大為改觀。同時,中國移民還把制糖、制茶、豆製品加工等生產技術帶到了泰國,促進了當地食品業的發展。
   中國飲食文化對緬甸、老撾、柬埔寨等國的影響也很大,其中以緬甸較為突出。公元14世紀初,元朝軍隊深入緬甸,駐防達20年之久。同時,許多中國商人也旅居緬甸,給當地人的飲食生活帶來很大的變革。由於這些中國商人多來自福建,所以緬語中與飲食文化有關的名詞,不少是用福建方言來拼寫的,像筷子、豆腐、荔枝、油炸檜赺油條 等等。
                                                                                                       距離中國稍遠的幾個東南亞島國,像菲律賓、馬來西亞、印度尼西亞等,受中國飲食文化的影響也不小。
   菲律賓人從中國引進了白菜、菠菜、芹菜、萵苣、大辣椒、花生、大豆、梨、柿、柑桔、石榴、水蜜桃、香蕉、檸檬等蔬菜和水果,菲律賓人還愛吃中國的飯菜,如餛飩、米線、春餅、叉燒包、雜碎、烤乳豬等,日常飲食則離不開米粉、面干、豆乾、豆豉等,使用的炊具也是中國式的尖底鍋和小煎平鍋。菲律賓人特別愛吃粽子,他們不但端午節吃,聖誕節也吃,平時還把粽子當成風味小吃。菲律賓的粽子,造型依照中國古制,呈長條形,而味道則很像浙江嘉興的粽子。
   馬來西亞在飲食文化上也受到中國的影響。據考證,馬來人的祖先主要是來自我國雲南一帶種植水稻的民族,馬來人的某些食俗同這些先民大有關係。例如,馬來人的大米從種植到收穫,都有類似中國古代的祭祀活動和禮儀。馬來菜的烹製方法和中國菜相似。馬來語中稱作「塔夫」的中國豆腐,在當地十分受人喜愛,有些地方還把豆腐的色、香、味揉和在本土傳統的咖喱菜中。
   中國的飲食文化對印度尼西亞的影響歷史悠久。歷代來到印度尼西亞的中國移民,向當地人提供了釀酒、制茶、制糖、搾油、水田養魚等技術,並把中國的大豆、扁豆、綠豆、花生、豆腐、豆芽、醬油、粉絲、米粉、麵條等引入印度尼西亞,極大地豐富了當地人的飲食生活。
   茶作為中國飲食文化的一項重要內容,對世界各國的影響最大。各國語言中的「茶」和「茶葉」這兩個詞的發音,都是從漢語演變而來的。中國的茶改變了許多外國人的飲食習俗,例如,英國人由於中國的茶而養成了喝下午茶的習慣,而日本人則由於中國的茶而形成了獨具特色的「茶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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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古代冶金史


                              


新聞來源:原科技之光 發佈時間:2008-8-29 11:03:38


                公元1404年左右,明代永樂年間鑄造的大銅鐘(現保存在北京西直門外覺生寺),是世界上著名的大鐘之一。銅鐘高7米,重四十多噸,鑄造精美,表現出明代勞動人民鑄造技術上的高度成就。
   公元十五世紀,明代中葉我國已大量生產金屬鋅。宋應星的《天工開物·五金》中有關於密封加熱冶煉"倭鉛"(即鋅)方法的記載。明代的錢幣"永樂通寶"(公元1403-1424年)有的含鋅高達99%。歐洲到十八世紀才開始冶煉鋅。
   宋應星的《天工開物》記載了我國古代冶金技術的許多成就,如冶煉生鐵和熟鐵(低碳鋼)的連續生產工藝,退火、正火、淬火、化學熱處理等鋼鐵熱處理工藝和固體滲碳工藝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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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冶鐵術的起源


                              


新聞來源:原科技之光 發佈時間:2008-8-29 11:03:23


            中原地區發現的早期鐵器

    河北稿城台西村商代遺址中發現一件鐵刃銅鉞,其年代相當於公元前十四世紀前後;北京平谷劉家河商代中期的墓葬中發現一件鐵刃銅鉞;現存於美國弗裡爾美術館的二件鐵器,一件是鐵刃銅鉞,一件是鐵援銅戈,這二件鐵器傳說出自河南浚縣商末周初的墓葬。

  經研究鑒定,這些鐵器是用隕鐵製成。河南三門峽上村嶺虢國貴族墓地M2001出土一件玉柄鐵劍,經鑒定,其鐵劍是目前中原地區發現的年代最早的人工冶鐵製品,同一墓地還發現了三件用隕鐵做刃的銅器。山西天馬曲村的晉文化遺址中發現3件鐵器,出自遺址第四層的一件鐵器殘片,時代早到春秋早期偏晚,約為公元前8世紀;出自第三層的一件較為完整的鐵條和一件鐵片,時代定在春秋中期,約為公元前7世紀。這三件鐵器經過金相學研究,兩件殘鐵片,金相組織均顯示的是鑄鐵的過共晶白口鐵,是迄今為止中國最早的鑄鐵器,鐵條則顯示的是塊煉鐵。春秋時期中原鐵器仍十分罕見,只在陝西鳳翔、甘肅靈台、甘肅永昌、江蘇六合、河南淅川、長沙楊家山、長沙識字嶺、長沙龍洞坡、湖南常德、山東臨淄發現過這一時期的鐵器。進入戰國時期,中原冶鐵業發展迅速,已作為生產工具、武器等消費品廣泛使用。近年來在晉中、晉南和晉東南多處戰國時代的大型平民墓地中出土了700多件鐵器,在對包括三晉地區在內的全國二十多個省市出土的屬於公元前3世紀的約4000件鐵器的製作技術進行研究,三晉地區是出土公元前3—5世紀鐵器最多的地區,這裡成為戰國時期中國冶鐵的一個中心。

新疆地區發現的早期鐵器

   
哈密焉不拉克墓地發現7件鐵器,從測的10個碳十四數據看,發掘墓葬年代的上限在公元前十七世紀,下限略晚於公元十世紀,所出鐵器的絕對年代當在公元前十世紀前後。出有鐵刀的31號墓測一碳十四數據,為距今3240±135年。輪台群巴克墓地出土鐵器較多,有鐵劍、刀、鐮刀和錐等。一座墓中常常數件,從測的9個碳十四數據,墓地年代集中在公元前十世紀前後到公元前五世紀前。和靜縣察吾乎文化出土有少量鐵器,有鐵釜殘片、錐、環等。1986年後發掘的察吾乎文化墓地材料分四期,全面揭露的察吾乎溝四號墓地近250座墓葬中只出一件鐵器,出自第一期墓葬中M98,是一件鐵刀。從察吾乎文化分期看,早期已零星使用鐵器,晚期鐵器漸多。從測的二十多個碳十四數據看,這一文化年代的上限超過公元前十世紀,下限到公元前五世紀。不久前結束的尼勒克吉林台古墓群發現數以百計的新疆史前時期的鐵器。初步觀察,這裡的史前墓葬可分為早晚兩大期,早期彩陶發達,晚期基本不見彩陶。早期墓葬已測三個碳十四數據,均為公元前十世紀前後。2002YNQM03是一座典型的早期墓葬,出土的彩陶和鐵刀,所測碳十四年代為公元前的十二世紀前。和靜縣哈布其罕1號墓地出土少量鐵器,能辨器形者有鐵耳環,從出土文物看,年代在公元前十世紀到六世紀。烏魯木齊柴窩堡墓地發掘墓葬18座,17座屬於第一類型墓葬,有9座墓葬中出有鐵器,有些墓葬中的鐵器較其他隨葬器的總和還多,能辨器形者有包鐵金泡、鐵刀、鐵鏃,墓地測三個碳十四數據,年代為公元前十五世紀到十世紀,出有鐵器的M1b碳十四測定年代為3 l 6 5±125年。且未縣扎滾魯克一號墓地二期文化墓葬中出有鐵劍、鐵戒指,從測的4個碳十四數據看,年代在公元前十世紀到公元前五世紀。塔什庫爾干縣香寶寶墓地出有五件鐵器,碳十四測定其年代在公元前的十世紀到五世紀。烏魯木齊南山礦區阿拉溝墓地出土不少鐵器,碳十四年代從公元前8世紀到公元前3世紀。烏魯木齊南山礦區東風機械廠墓地個別墓地出有小件鐵器,碳十四年代從公元前十二世紀到公元前七世紀。烏魯木齊柴窩堡林場II號墓地大多墓葬出有鐵器,能辨器形者有鐵釘、鐵泡,據碳十四測定年代,墓葬年代在公元前8世紀。吐魯番鄯善縣洋海墓群及蘇貝希墓群已發掘墓葬數百座,早期墓葬中出有一件鐵帶扣,在彎扣上套銅,後期鐵器常見,早期墓葬中出有可斷代的銅器,上限年代不會晚於周初,可能早到商末或更早。

中國冶鐵術的起源

  西亞各地發現的鐵器可以早到公元前30世紀中葉,距今約4500年。公元前12世紀前後地中海地區鐵器的使用日益普遍。中亞多數地區在公元前20世紀未或公元前20與公元前10世紀之交開始了早期鐵器時代。巴基斯坦的犍陀羅墓葬文化晚期進入了早期鐵器時代,早期鐵器時代又分早晚兩個階段,所測碳十四數據,晚期階段在公元前14至13世紀。印度的彩繪灰陶文化階段鐵器製作水平已很高,在這一文化面積很小的阿特蘭基海勒遺址中發掘出鐵製品135件,有家用器物、傢俱、其他手工業工具,用於戰爭或狩獵的武器。繪彩灰陶文化的年代早於公元前11世紀或更早。原蘇聯中亞地區的居民學會冶鐵後,鐵器也很快被使用於日常生活和狩獵與戰爭的所有領域。古花拉子模地區的阿米拉巴得文化進入早期鐵器時代不晚於公元前10世紀。弗爾干納盆地一支較為發達的早期鐵器時代文化是楚斯特文化,在這一文化的達爾弗爾津特佩遺址出土有早期的煉鐵的礦熔碴。楚斯特文化的年代在公元前20世紀與公元前10世紀之交。

  商周時期中原地區青銅冶煉術已達到相當水平,但是從商代中期到週末數百年間,人工冶鐵術並未在高超的冶銅技術的影響下發展起來,西週末偶見人工冶煉的鐵器時,仍使用隕鐵。新疆屬於中亞的一部分,大多地方的地理地貌與中亞其他地區區別不大,特別是北疆一些大河將新疆與以西中亞國家連為一個大的自然地理單元,考古發現表明在古代它們擁有相同的文化。和中亞其他地區一樣,新疆在公元前20世紀與10世紀之交進入了早期鐵器時代,並很快普及。中、西亞地區發現的早期鐵器為原始的塊煉鐵,窮科克台地墓地出土的鐵器經北京科技大學冶金史研究所鑒定,為塊煉鐵或滲碳鋼,中原地區最早出現的人工冶鐵亦為塊煉鐵,早期的冶鐵技術一致,從新疆和中原地出土的金鐵合體或金玉合體的器物看,早期鐵器十分珍貴。商代開始,中原和古西域就有非常密切的文化聯繫,商末貴族墓葬中的玉來自西域,三門峽虢國墓地出土中國最早的人工冶鐵品,這裡還出土過一面早期銅鏡,背面為線描的動物紋飾,明顯不是中原體系的銅器,風格類同的銅鏡在和靜縣察吾乎溝文化中發現過—件,德國柏林博物館收藏品中有一件,虢國墓地的那面銅鏡顯然是西來的。鄯善縣洋海墓地出有一銅鐵合體的鐵器,同墓地出有管銎戰斧、鈴形鏤孔銅器等,這些銅器在西亞等地公元前一千六、七百年遺址中就有發現,中原和中國北方地區發現的同類銅器年代到商末。最近在塔什庫爾干地區發現喇叭口狀銅耳環,它是安得羅諾沃文化中的典型銅器,類同器物在甘肅河西及中國北方地區都有發現,年代在商周。上述器物明顯是從西亞、中亞經新疆向中原流布,和這些器物一樣,在西亞和中亞早已出現的鐵器也隨之由西向東傳佈。新疆鐵器出現的時代早,發現多,河西沙井文化發現二件鐵器年代可早到西周,關中地區鐵器早到春秋早。人工冶鐵術由西亞、中亞經新疆向中原傳佈的線路也基本清楚。冶鐵術傳入中原後,在已經十分發達的青銅冶煉技術的基礎上,很快發明了冶鑄生鐵,這項工藝早西方一千多年,從此中國的冶鐵術開始領先西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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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古代冶鐵概況


                              


新聞來源:原科技之光 發佈時間:2008-8-29 11:03:30


            

    中國古代冶鐵概況

    我們通常所說的鐵分為生鐵、熟鐵和鋼。一般把含碳量低於0.05%的稱為熟鐵,0.05%至2%的叫鋼,含碳量超過2%的叫做生鐵。
    從目前考古發掘上看,商代時已有鐵製兵器。不過,這些鐵器是利用天然隕鐵製成的。我國最早利用礦石人工冶鐵的時間是西週末年。春秋戰國時,鐵器已在生產領域廣泛普及。

  早期煉成的鐵通常是塊煉鐵(800——1000攝氏度條件煉成,出爐時為鐵塊而非鐵水),這種鐵非常軟,無法製成形狀複雜的器物。隨後出現生鐵(1150——1300攝氏度條件下煉成),因出爐時呈液態,可以澆濤成型。由塊煉鐵到生鐵,這是中國冶鐵史上的一次飛躍。1900年後,西方才掌握了冶煉生鐵的方法。

    我國之所以很早冶煉出生鐵,與在世界上最早採用高爐式冶鐵有關。起初,我國是地爐式煉鐵,即在地上挖坑裝入礦石與木炭進行冶煉。漢代時,出現了高爐式煉鐵,這種高爐呈橢圓形,克服了冶煉時風力達不到爐中心的困難。

   隨著鼓風的加強、燃料的改進,高爐冶鐵技術不斷發展。

  早期人們用的鼓風器是皮囊,一座爐子用數個皮囊,它們放在一起排成一排,叫做排囊。西漢時出現了馬排、牛排,就是用馬、牛帶動皮囊,東漢時又出現了水排,即以水力帶動皮囊,水排的發明先於歐洲1200多年。明代時,又發明了活塞式木風箱,它能連續產生壓縮空氣,使得爐體得以加大,增加了產量。而燃料方面,晉代時,人們已開始用煤冶鐵。但由於煤含有硫等因素,南宋時,人們將煤煉成焦炭(避免了煤的缺點)再供冶鐵使用,此法比歐洲早了500多年……

    「中國古代冶鐵技術一直處於世界領先地位,而探究鞍山古代冶鐵發展史,離不開中國冶鐵發展史的大背景」,採訪中,富品瑩這樣說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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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早的冶鐵技術


                              


新聞來源:原科技之光 發佈時間:2008-8-29 11:03:44


               據當前學術界比較一致的看法,我國人工冶鐵的最早時間不遲於春秋中期。屬於春秋晚期的鐵器已發現過多件,其中在江蘇六合程橋出土的一件鐵塊,經科學分析,是白口生鐵。這是迄今我國出土並且經過分析的最早的生鐵實物,也是世界上最早的生鐵實物。在湖南長沙楊家山的一座春秋晚期墓葬中,還出土了一把鋼劍。該劍經過熱處理,劍身斷面還可以看到反覆鍛打的層次。這說明,我國最早階段的冶鐵技術在春秋晚期已經相當成熟了。
  鐵分生鐵和熟鐵兩種,生鐵、熟鐵和鋼都是鐵與碳的合金。一般把含碳量小於0.05%的稱為熟鐵,含碳量0.05%到2%的稱為鋼,含碳量2%到6.67%的稱為生鐵。人類早期煉得的熟鐵通常叫塊煉鐵,是礦石在攝氏800到1000度的較低溫度下,用木炭還原而直接得到的。塊煉鐵是含夾雜物較多的海綿狀固體塊,質地相當軟,只能鍛,不能鑄,難以製作形狀較複雜的器物。生鐵(也叫鑄鐵)則是在攝氏1150到1300度的高溫下冶煉出來的。生鐵出爐時呈液態,可以連續生產,澆鑄成型,非金屬夾雜少,質地比較硬,其冶煉要求和質量均高於塊煉鐵。至於冶鐵成鋼,那就需要更高的技術了。
    從冶煉塊煉鐵到鑄鐵和鋼,其間應該有相應的發展過程。但在我國冶鐵活動的初期,這三者卻幾乎是並列出現的,這在世界冶鐵史上是獨一無二的奇跡!說明了我國最早階段的冶鐵技術,是以飛躍的速度向前發展的。
    我國本不是世界上最早煉鐵的國家。在西方,如地中海周圍一些地區,開始煉鐵的時間比我國要早,但是,它們直到公元14世紀才開始應用鑄鐵,反而比我國晚了近2000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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石油的開採和應用
「澤中有火。」

《易經》

  已經成為當今世界工業交通的血液和人們日常生活動力的石油,最早的發現者、採集者和應用者就是聰明而富於進取心的古代中國人。早在3000多年前,中國最古老的經典之一《易經》中就有了「澤中有火」的記載,中國的第二部歷史著作《漢書》中則進一步明確指出「高奴縣有洧水可燃」。高奴縣在今陝西延安一帶,洧水為延水支流,中國古代石油的發現、開採和應用全在這一地區;也可以說,陝北地區是石油的搖籃。晉代范曄著《後漢書》說:「延壽縣縣南有山,石出泉水,其大如籮,不可食,縣人謂之石漆。」到了唐代,段成式的《酉陽雜俎》更細緻地描繪了石油的性狀和用途:「高奴縣有洧水,水膩,浮上如漆,采以膏車及燃燈極明。」
  11世紀的沈括(1031—1095)在《夢溪筆談》中對石油的性狀、用途、前景都作了明晰全面的闡述。他說:「延境內有石油,予知其煙可用,試掃其煙為墨,黑光如漆,松墨不及也。此物必大行於世,自予始為之,蓋石油至多,生於地中無窮,不若松木之有時而竭。」他將製造的墨命名為「延州石液」。沈括是第一個為石油命名的科學家,他也極其準確地預見了石油煙可用於制墨的輝煌前景。


開井口



下石圈


鑿井

  中國也是第一個煉製石油的國家,北宋設在開封的軍事工業作坊「猛火油作」表明當時已經開始煉製石油並在軍事上加以應用。把煉製好的猛火油灌入鐵罐投擲到敵陣,引起大火,這就是最初的「燃燒彈」。中國還是第一個會開掘石油礦井的國家。首先是在采鹽的鹽井上利用了天然氣。晉代張華的《博物誌》記述了四川自貢取氣煮鹽的情況:「臨邛火井一所,縱廣五尺,深二三丈,先以家火投之,再去井火,還煮井水。」接下來是油氣井的開鑿。1041年開鑿的一口鹽井,直徑如碗口粗,深數十丈,使用的工具是「圜刃」,它和現代鑽機的原理是一樣的。13世紀,中國人打出了第一口油井。明朝末年,在四川樂山又打出了第一口深達百米的豎井。
    宋應星(1587—?)的科學巨著《天工開物》中詳細記述了石油開採的具體方法,這部書於16世紀傳入日本,18世紀傳入歐洲。在國外,美國人和俄國人分別於1 8 5 9年和1 8 4 8年打出了石油豎井,聲稱是石油鑿井的先鋒,其實比中國已經晚了好幾百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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煤的發現和開採
「岷山之首,曰女幾之山,其上多石涅。」

《山海經》

  在古代中國煤被稱為石炭、烏薪、黑金、燃石,古代地理文獻《山海經》裡,最早記述了煤的存在,稱之為「石涅」。煤是中國最早利用的能源之一,中國從漢代起就開始開採並使用了煤。在古代東北地區撫順民居的火炕裡,在中原地區煉鐵的遺址中,都發現了燃燒過的煤炭和未燃燒的煤餅,這說明那時中國已經使用煤炭作為取暖能源和煉鐵能源,煤炭已經得到普遍使用。中國另一部地理文獻《水經注》曾經記述了公元210年曹操在鄴縣(今河南臨漳縣西)建造的冰井台煤礦,礦井深達50米,儲存煤炭數千噸。宋代是煤炭開採有較大發展的時期,發現了若干大煤礦,設立了專門負責采煤的機構,政府還實行了煤炭專賣制度。有位作家描述,在首都汴梁地區,「數百萬人,盡仰煤炭,竟無一燃薪者。」近年來對河南鶴壁宋代煤礦遺址的發掘提供的確切信息表明,那時的采煤業已經具有較高的技術水平和比較完備的設施。煤礦有兩條豎井,深近50米,礦井直徑達2.5米,兩條巷道長達500米,巷道高為2米,寬為2.1米,采煤工作面巷道上寬1.4米,下寬1米,佈局合理,雖然比較窄小,但是已經可以應付采煤的需求。采煤撤退時採取分區「跳格子」的方式後退,而且在通風、照明、支護和分階段提升、排水等方面都有了比較完備的設施和技術措施。根據宋應星在《天工開物》中的記述,當時的人們對於煤礦的頭號大敵——瓦斯的處理也很有創意,他們在開採之前把一根粗大而中空的竹竿前面削尖,送到井下,插入煤層中,從而將煤層中的大量瓦斯引出井外。

挖煤圖

  西方的采煤技術遠遠落後於中國。馬可·波羅(MarcoPolo,約1254—1324)在他的遊記中以一種驚奇的口吻提到中國人有一種「黑石頭」,像木柴一樣容易燃燒,又比木柴火力強大,往往到第二天才會熄滅。這就說明,那時西方人還沒有接觸過煤炭,而中國人使用煤炭已經有上千年的歷史了。另外,西方的采煤,一直沒有解決照明問題,采煤是在黑暗中摸索進行的。西方人直到17世紀,還沒有解決排水問題,直到18世紀,還沒有攻克采煤中的瓦斯和通風難題,歐洲煤礦中,「只要有一點點火星,就會使礦井變得如同巨大的炮筒,灼熱的爆炸氣浪沖過每一條水平巷道,帶著岩石碎塊,呈倒錐形從井口噴出。」

馬可·波羅畫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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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科舉制度對文官制度之影響
西方學術界公認:現代西方文官制度源自中國的科舉制。歐美各國在18世紀以前,文職官員的選用,或實行貴族世襲制、君主恩賜制,或實行個人贍拘制、政黨分肥制。這些文官任用辦法不可避免都會導致任人唯親,帶來結構性的腐敗,使各種無能之輩充斥政府之中,而因政黨更迭大批撤換官員還會引起週期性的政治震盪,影響工作的連續性。而我國的科舉制度倡導競爭考試、擇優錄取,政權向平民開放,標榜公平取士,唯才是舉。因此,當西方瞭解了我國的這麼一種文官制度後,大為讚賞,進而倣傚,成為近現代西方文官制度的胚胎。因為科舉制度體現「機會均等」原則,這正適合了在資本主義啟蒙時期倡導「自由、平等、博愛」的啟蒙思想家的思想,比起貴族等級制、君主賜官制等選官制度,科舉選士無疑具有優越性。由於中國科舉考試的示範以及文官考試制度自身發展的內在動力驅使,西方國家在19世紀前後紛紛建立了文官考試制度。

相關資料:

中國科舉制度對西方產生影響可追溯到十六世紀後半期。最早向西方介紹中國科舉制度的是葡萄牙的兩位傳教士克魯茲和胡安‧岡薩雷斯‧德萬多薩。前者著有《中國遊記》一書,對中國通過科舉考試選拔官員的作法倍加稱頌,後者在《偉大的中國》中則詳細介紹了科舉考試的方法和內容。這兩本書在歐洲出版後,廣泛流傳,尤其是後者引起了歐洲人對中國政治制度的認真關注。

英國文官系統形成時期(19世紀後半期),其一些主要刊物《紳士雜誌》、《倫敦雜誌》等先後撰文介紹中國錄用官員的程序和方法,主張採用科舉考試制度。美國文官系統的形成,也深受中國科舉制度的影響。1867年10月,《北美評論》雜誌撰文稱譽中國的科舉考試取士制度;1968年5月,一個州議員在向國會遞交的報告中,專辟一章來論述中國的文官考試制度,引起參眾兩院的廣泛的興趣。。「法國大革命在其教育計劃中高度重視競爭性的考試。耶穌會士介紹的中國科舉考試制度為他們提供了一種模式。』

歐美各國在18世紀以前,文職官員的選用,或實行貴族世襲制、君主恩賜制,或實行個人贍拘制、政黨分肥制。這些文官任用辦法不可避免都會導致任人唯親,帶來結構性的腐敗,使各種無能之輩充斥政府之中,而因政黨更迭大批撤換官員還會引起週期性的政治震盪,影響工作的連續性。而我國的科舉制度倡導競爭考試、擇優錄取,政權向平民開放,標榜公平取士,唯才是舉。因此,當西方瞭解了我國的這麼一種文官制度後,大為讚賞,進而倣傚,成為近現代西方文官制度的胚胎。因為科舉制度體現「機會均等」原則,這正適合了在資本主義啟蒙時期倡導「自由、平等、博愛」的啟蒙思想家的思想,比起貴族等級制、君主賜官制等選官制度,科舉選士無疑具有優越性。由於中國科舉考試的示範以及文官考試制度自身發展的內在動力驅使,西方國家在19世紀前後紛紛建立了文官考試制度。1791年,法國首先試行文官考試,到1875年文官系統基本形成。1806年,英國成立東印度學院,1829年為東印度公司選用文職人員實行公開考試,1855年,英國政府開始推行文官考試,並在1870年使其制度化和正規化。由於英國當時國力強盛,所實行的文官考試制度又較系統且卓有成效,因而成為其它歐美國家和日本等國傚法的榜樣。1883年,美國也建立了文官考試制度,並於1893年進一步完備。科舉 制 對 歐美現代文官制度建立的影響,堪稱為我國對世界文明的一大貢獻。18世紀之後,我國已落後於西方,在西學東漸的大趨勢下,中國人不得不學習西文、西藝、西政,而科舉制則是屈指可數的反被西方人學習的中國特產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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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民教育

中華民族以源遠流長的古代歷史和文化著稱於世。在現代遠程開放教育的發展已經成為全球性大趨勢的今天,當人們都說:「遠程開放高等教育起源於19世紀中葉的英國」的時候,瀏覽一下中華民族古代開放和遠程教育的理念和實踐,不但可以進一步感受到中華民族優良文化傳統的絢麗多彩,也可增強我們取得開放教育試點成功的信心。
世人周知,兩千多年前的孔子(前551年—前479年)最先提出天賦平等的人性論的思想。他說:「性相近也,習相遠也」,就是說人的天賦素質沒有多大差異,是後天的學習影響鑄成了不同的人。基於這種思想,孔子提出平民教育的理念—「有教無類」,他認為所有社會成員都有受教育的權利。孔子不但有主張,而且努力去實踐,他廣招門徒,不分國別(相當於當今的不同省份)、不分貴賤和背景(如有貴族子弟南宮敬叔,又有富人子弟子貢;而學生中較多的是出身家庭貧寒,如顏回等)、不分年齡(如秦商比孔子小4歲,而公孫龍比孔子小53歲等),先後招收弟子三千多人。孔子深信教育可以化愚為智、化惡為善,所以連坐過大牢的公冶長和當過「大盜」的顏琢聚也招為學生。自孔子提出「有教無類」的理念後,隨著私學的興起,中國的古代教育的大權開始從少數貴族手裡解放出來,普遍開放給平民,教育逐漸成為社會的行業之一。這種開放入學的理念和實踐在當時是世界上獨一無二的!
在中國歷史上,漢代的私學頗為興盛。私學的興起是由於漢代的太學(屬大學性質)使遠道學生很難入學(太學不但數量少,而且設於京師),同時太學有入學資格要求(只有「學」和「校」出身的學生,即相當於中學畢業的學生才能上太學),無法滿足廣大有志求學人士的要求。當時私學學生入學、求學分兩種情況:一種是「著錄弟子」(即在名師門下著其名,不必親去授業、按照自己的安排進行學習。這種形式學生數可招得很多);另一種是「及門受教」(即直接從師受教,這種形式的學生顯然不能收得很多)。但不論是哪一種入學、求學方式,學生畢業後的仕途和太學畢業的學生的仕途是相同的。可見私學相對當時的太學是一種典型的開放入學的教育形式,私學中「著錄弟子」的學習就是古代最早的遠程學習。據後漢書·馬融傳記載,馬融在給「及門弟子」講學時,有時「門徒四百餘人,升堂進者五十餘生,乃使高業弟子,以次相傳,鮮有人入室者」,這多麼像似我們當今有時發生的「金融本科註冊生80,到堂聽課十來人」情形!不同的是,當今我們對沒有到堂聽課的學生不是採用「高業弟子以次相傳」,而是代之以網絡平台、多媒體資源、小組討論或雙向信息交流等。
如果說很多人對一千五百多年前中國古代選拔官員的世卿世祿制、察舉制不瞭解,那對大約過去一千四百年以來、開始於隨朝的科舉制應該是聽說較多了!科舉制隨著其自身的不斷完備,不斷改變以前選拔官員的世卿世祿制和察舉的方法,採用由朝延開設科目,士人可以自由報考,再按考試成績錄用官員。當今選拔幹部採用「考試」和「考核」,有點像是歷史上錄用官員的考試和察舉的綜合,當然其內涵有根本性變化,這暫且不說。回到我們的議題上來,這裡提及一千四百年多年以來中國歷史上的科舉制,是要說明,科舉制對於參加考試的士人的種族、地位、年齡、學習方式並沒有任何限制,其實就是對參加考試的士人的資格、學習方式既有「開放」的特徵,也有「遠程」的內涵。科舉制在一定程度上體現了公開考試、平等競爭、擇優錄用的精神,這又和我們當今開放教育中嚴把考試關、造就平等競爭氛圍,取得規定學分方能畢業供社會選用又有很多相似的東西。
書院是我國古代很有風味的高等教育機構和學術研究場所。書院起源於唐朝(1千年前),是自北宋到清代的一種重要的教育組織。相信不少人對書院這個名詞不僅不陌生,而且還可看到一些書院的遺址,比如我就參看過「白鹿書院」。書院有自己的一整套教育體系。它有這樣的顯著特點:採取民間集資、獨立自主辦學形式;學生入學不受身份、年齡和所在地限制;實行「講會」制度,讓不同的學派進行學術討論和爭鳴;教學和學術研究並重。更有趣的是書院的學生主要是以個人讀書、鑽研,在自己學習的基礎上,可以對教師提出疑問,教師也可以隨時隨地對學生進行解答指導,書院的教師都把指導學生如何自學作為教學的重要任務。由此可見,中國一千多年前以來的書院的「教」和「學」的精神和我們當今開放教育「以學生和學習為中心」、「以學生自主學習為主」是一致的,這堪稱是世界上開放高等教育的先驅!這也影響到後來西方對教育之開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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弓弩
古代的弓與弩  大約在3萬年以前,我國就發明了弓箭,這是機械方面最早的一項發明;說明人類開始使用復合工具,弓是利用人在拉弦過程中積累起來的力量,以瞬間爆發的形式將箭彈射出去,這說明人類已經具備了機械儲存力量的知識。正如恩格斯所說:「弓箭對於蒙昧時代,正如鐵劍對於野蠻時代和火器對於文明時代一樣,乃是決定性的武器。」弓和箭是使用時間最長的古老兵器,弓箭可以遠射,原始人有了弓箭,就比較容易獲得獵物,也可以制服那些兇猛的野獸了。後來,部落之間發生戰爭,弓箭就成了重要的兵器。最早的弓是用單片的木頭或者竹子做的弓背,用動物的筋製成弓弦;箭是一頭削尖了的木棍或竹竿。
  論及弓弩就不能不提箭,弓弩是力量的來源,箭則是力量的載體,載體的性能對力量的發揮有相當影響。設計成熟的箭,通常分為箭頭、箭桿和箭羽三部分,箭頭是戰鬥部,箭桿是平衡部,箭羽則是調節部。輕而韌的竹、木始終是箭桿的首選材料。而使飛行和下落遵循正確角度,從而飛得更遠,攻擊更加有效的箭羽,則以雕翎為上品,雁鵝羽為最差,並在東周 時期就能根據箭桿的浮水狀態,決定其安裝長度了。
  春秋時期出現弩,控制射擊的弩機已是比較靈巧的機械裝置。弩弓的發射原理是相同的,比弓箭射得遠,殺傷力強,並克服了拉弓時體力受限制而不能持久得弱點。到漢代,弩機的加工精度和表面光潔度已達到相當高的水平。漢弩有一石至十石等八種規格,這些規格的形成表明機械製造標準在漢代已初步確立。弩機上留下了作工、鍛工、磨工等的名字。宋應星(1587~1644(?))的《天工開物》在卷十五《佳兵篇》中記述了測試弓弦彈力大小的方法:「凡試弓力,以足踏弦就地,秤鉤搭掛弓腰,弦滿之時,推移秤錘所壓,則知多少」,方法十分巧妙。該書在我國失傳300年,於1926年才由日本找回翻印本。
  商代的銅箭頭已頗陰毒,凸脊、三角形扁翼,當箭頭刺入身體後,兩翼的倒刺會牢牢鉤住合攏的傷口難以拔出,血槽就像吸血蝠般抽出敵人的血液。時至戰國, 新興的三稜翼樣式更使箭即便拔出傷口也更難癒合,並且相應的血槽增至六個。
  秦代箭頭則提高了致人中毒的鉛含量,同時與某些秦劍一樣,飛越時代的表面氧化鉻技術也使某些箭頭歷久常鋒。但銅材較難得,秦代已經嘗試用鐵製作箭頭鋌部,而隨著西漢煉鋼業的發達,全鐵製的箭頭也問世了。早期鐵箭頭採用鑄造,顯然是捨不得銅箭頭樣式的慘毒,不過隨即就發覺其鋒利尚不及後者,於是只得改用鍛制。鍛制的缺點是澆鑄而成的複雜造型必須捨棄,改為如鐵劍的四稜劍身那般易於打造,但優點更為顯著,鍛制將使其比前輩堅韌得多。銅箭退出舞台,其開始與結束都在東漢。第一種鍛制鐵箭樹立了宋代以前鐵箭的基本特徵—扁平四稜形,這是利於鍛制的樣式。從魏晉到隋唐,鐵箭的分類很簡單,發展路線也就是使箭頭更硬更長,足以穿透日益精良的鐵甲,撕裂敵人的肌肉和骨骼。
  對鐵箭種類的細化又是始於宋代,這真是個頗有意思的時代,軍政軟弱的同時,軍事技術卻在突飛猛進的發展。宋代有值得欽佩的耐性對每種武器精雕細琢,而箭的樣式也因之精細化,像鐵脊箭、錐箭等,造型都已脫離扁平四稜形的單調,變得更為專業。南宋拉開了火器時代的帷幕,對金、元的連綿戰爭迅速使火器走向成熟,成為主宰戰場命運的力量。不過在火器的射速和命中率還只適合火力覆蓋的情況下,箭之序列的壯大會持續到明代,並繼續創立出更多令人目眩的種類和造型。
  射是周代時的『六藝』之一,也是古代最強大的攻擊手段之一。早時的貴族,如果家中生下男孩,都要向天地四方射出六箭,以示男子所要征服的世界,足見其在人們心中的地位。東周時期複合技術的普及大大增加了弓身可儲存的勢能,使人在生理結構容許的拉程內,能將更多力量轉化給弓身,射出更快更遠之箭。
  古人超常的膂力令人驚詫,精銳射手竟能拉開70公斤的強弓,估計有效射程應在50-70米之間,最遠射程更是數倍之多。當然這其中也離不開始於商代的扳指的功勞。扳指這項不起眼的發明,卻令拉動強弓硬弩得以可行,避免因疼痛降低射速,甚至割傷手指。扳指對射手的意義如此重大,以至騎射起家的清朝王公貴族們,竟最終使其異化成為一種首飾。弓是以輕便、快速為特點的,這令其在清中期前始終佔據著騎兵遠射兵器序列的主力地位,而當火器的發展淘汰了強弩時,弓也仍能揚己所長與火器平分秋色了400年。
  弩在軍事領域的發展得益於復合弓和銅弩機的發明,否則憑其較短的拉程,是無法與弓的殺傷力較長短的。強弩的特點是又遠又准,有時間從容瞄準,但上弦比較費力耗時。根據這些特點,強弩通常被用於防禦和伏擊,射擊的連續性則依*幾組射手的輪番。不過也有特例,比如唐代騎兵的車輪討敵戰術。戰國時強弩成了戰車的心腹大患,遠程打擊的強大殺傷力令戰車堅固的盾甲也黯然失色。但強並不是當時弩的唯一發展方向,足夠輕巧的弩在簡化射擊步驟以提高射速方面另有優勢,於是出現了帶有箭匣和活動臂的迷你連弩,這可視為諸葛弩的前身。
  西漢對強弩的發展影響深遠。不但在秦代增大望山的基礎上,又添刻度,使弩擁有了穩定的彈道參照,且隨著銅弩廓取代木弩廓,弩身對拉力的承受力也大大增強了。划船器般上弦的腰引弩最高拉力可達370公斤,簡直到了不可思議的程度,有效射程超過500米,可惜由於實用性不如臂張和踏張,漢代以後就很少使用了。到了三國時期,諸葛亮為了對抗魏國的強大騎兵,便製成了俗稱諸葛弩的元戎,元戎之名得自春秋時一種主將戰車,後代指將軍之意。元戎最誘人之處在於機巧而非實用,雖曇花一現,但拉臂上弦便能快射10支毒箭的巧妙設計,卻成了被當代人津津樂道的古代傳奇。
  剽悍的草原之風,終於為南北朝召喚出巨大的強弩之王—床弩。這種弩戰國亦出現過,當時稱為『連弩』,應是取多張弩聯合一體之意,可惜後代一度失傳。此時的床弩用多頭牛力絞軸上弦,威力已大大強於戰國人力絞軸的連弩,發射以皮或鐵葉為羽的巨大標槍,主要用於攻守城時撞毀樓台、攻城器、城牆等,其宋代極者的最遠射程超過 1.5公里,是古代世界射程最遠的冷兵器。
  賦予床弩以機動性的是唐代,用牛牽拉的車弩不但大大提高了部署靈活性和生存機會,更錦上添花的將絞繩與車軸鉤連,行進就可上弦,大為提高了效率。車弩裝置 1張拉力 860公斤的巨弩,有 7個發射槽,最遠射程超過 1公里,中間槽所用的箭有 1米多長。
  弩在宋代得到大發展,偏重步兵的宋庭將其視作對抗北方騎兵民族的利器。弩手多用踏張弩,採用三組輪射的迭射法,而『神臂弓』的發明,使宋軍的有效射程可至370米。床弩則從兩弩至四弩,從小型至巨型,種類繁多,兩床和三床弓還能在弦上綁一個裝有數十支普通箭的鐵兜子,使床弩擁有了殺傷人馬的功能。許是善於騎射的元朝過於武斷,竟乾淨利落的手起刀落,將弩留在了前朝,於是弩從宋代的極盛一跌而至元代的極衰,隨著火器的繼續發展,也就再沒機會翻身了。
  現代的弓弩由於製作的工藝和材料的不同,比古代的弓弩要強很多,關鍵就在於弓弩的弩體和弩片,都比古代的先進,在設計上,吸收了現代武器槍的有點,改進了彈道,所有比古代的弓弩更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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弓 箭

「羽豐則遲,羽殺則躁。」

《考工記》

   考古發掘的實物表明,中國早在兩萬年前就有了弓箭。完整而有效的弓箭必須具備三個條件:一是堅韌的、可以成功儲備能量的弓,二是鋒利的、可以射殺目標的箭,三是保持箭平穩飛行的技術。中國古代的弓箭完全具備了這三個條件。在山西舊石器時期遺址中發現了加工精緻的箭鏃,石片製成的箭鏃鋒利、尖頭、造型周正,可以安裝箭桿,已經是成熟的箭鏃。弓一般都是用竹木及動物的筋製造,由於年代久遠,一般不會保存下來,但是既然有箭鏃,弓的存在是無疑的。關於保持箭鏃飛行姿態平穩的問題,中國最早的科學技術文獻《考工記》有比較詳盡、準確的論述。考工記中「矢人」條目說:「夾其陰陽,以設其比,夾其比,以設其羽。三分其羽,以設其刃。雖則有疾風,亦弗之能憚矣。」意思是根據箭桿的陰陽面,設定其比例,根據比例關係,設定箭尾的羽翎,把羽翎在箭桿的三個方向安裝,再安裝箭鏃,這樣,即使有大風,箭也不會失去平衡。箭在飛速前進時,翎羽就可以起到糾正箭矢方向、平衡箭矢姿態的作用。

足蹬弩施放圖

   「矢人」條目還說:「羽豐則遲,羽殺則躁。」箭羽太多了,空氣的阻力和摩擦力就增大,影響了箭的速度;如果箭羽太少,箭的縱向或橫向的穩定性就較差,飛行時容易偏斜甚至墜落。中國古代早期弓箭在箭鏃的鋒利和飛行穩定度方面都居於先進位置,後來青銅箭鏃和弩機的出現就使弓箭技術更上一個台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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馬鞍
  馬鞍 一般使牛皮包裹三合板木架,而後用鋼板做為骨架
  對於這一問題,由於長期以來始終沒有在考古中發現西漢馬鞍和兩漢馬鐙的實物和雕塑、繪畫等方面的證據,傳統觀點是這樣認為的:「西漢時,馬鞍、馬鐙仍未出現,多少影響了騎兵的戰鬥力」1、「……(西漢)但馬鐙仍未出現,這在很大程度上影響了騎兵的戰鬥力。」2而需要強調的是,這裡及本文所說的「馬鞍」並非指其廣義上所含概的所有用於隔開人體和馬背的物體,而是指其狹義,即兩端上翹的「高橋馬鞍」。那麼事實真的如上面所說嗎?這裡就要對此進行一下粗淺的討論
  第一個革新(這只是一般性的看法,但其實際的發明順序不一定是這樣)是高橋馬鞍的出現,馬鞍兩端從平坦轉為高翹,限制了騎手身體的前後滑動趨勢,提供了縱向的穩定性。第二個則是馬鐙的使用,它通過固定雙腳提供橫向穩定性,同時在馬鞍的協助下將人和馬結為一個整體,使騎兵利用馬匹的速度進行正面衝擊成為可能。西方學者這樣評論進入歐洲的匈奴人攜帶的新裝備:「馬鞍是人與馬完全結合在一起的關鍵。匈奴人獨特的馬鞍引起了羅馬人的驚奇。他們的馬鞍不像羅馬人的那樣由裹住馬肚子的皮革製成,匈奴人的馬鞍的特別之處在於它有一個兩頭高的木製托架。這樣不論馬怎麼跑,騎士們都能穩穩地坐在馬背上。……相反,羅馬人笨拙的騎術使不少騎手經常在戰鬥中失去平衡,而從馬上掉下來,這通常很危險,有時甚至是致命的。……除了馬鞍,匈奴人還從亞洲帶來了一項在當時具有革命性的創新:歐洲人從未見過的馬鐙。為了防止腿在長距離的騎馬後會疲勞,人們在馬鞍上繫上了繃帶、皮帶或者用一種亞麻織成的腿帶。這樣,腳就有了可踏的地方。……儘管當時這種馬鐙還不完善,但它給騎手們一種安全感,同時也能讓他們在馬上站起來向各個方向轉身。由於有了木馬鞍和馬鐙,匈奴騎手們能在騎馬的過程中朝每個方向射箭。」3鞍鐙的引進,在歐洲來講是一件大事,正是它使騎兵取代步兵成為中世紀戰爭的主力,「一旦馬鐙成為8世紀的法蘭克人通用之物,馬匹不僅能用於迅速集中力量,並且也能用來作戰了。速度可以轉化為突擊。」4「馬鐙使中世紀穿戴沉重的鎧甲的封建騎士得以產生。」5 由此可見其重要的程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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馬鐙
  馬在我國被馴養,大約在新石器時代晚期。馬以其快捷健走、力大溫良的優點,很早就被人類所認識。早期馬多被用來駕車,春秋戰國時期,各諸侯國的軍隊最初都是以步兵和兵車混合為主,動輒都是幾十萬,而騎兵最多不過五六千騎。直至趙武靈王提倡「胡服騎射」,才為趙國訓練了一支強大的騎兵隊伍,改變了原來的軍隊裝備,這是軍事史上一項偉大的變革。此後,各諸侯國都非常重視發展騎兵。
  但是,在當時騎馬是一件十分辛苦的事,因為還沒有發明馬鐙。在公元前亞歷山大率軍東征,橫掃中亞大地時,他的將士們的雙腿是在馬腹的兩邊空蕩蕩地懸垂著,沒有任何支撐。他們靠著大腿的力量,用力夾住猛烈顛跛的馬以保持自身的穩定。這種艱辛可以料想。而馬鐙是騎馬時踏腳的裝置,沒有它,當馬飛奔或騰越時,騎士們只能用雙腿夾緊馬身,同時用手緊抓馬鬃才能避免摔下馬來。陝西臨潼秦始皇兵馬俑的出土是我國考古的重大發現。在秦始皇兵馬俑二號坑中出土了許多與真馬大小相似的陶馬。馬身上馬具齊備,但就是沒有發現馬鐙。
  馬鐙雖然很小,作用卻很大,它可以使騎士和戰馬很好地結合在一起,把人和馬的力量合在一起,發揮出最大效力。馬鐙最早是由中國人發明的,但準確的時間目前學界尚無定論。
  最早的馬鐙實物,發現於公元3世紀中葉到4世紀初的中國東北的鮮卑人活動的區域,出土地點在遼寧省西部與內蒙古赤峰相接的北票市。1965年,考古人員在北票縣(今北票市)北燕貴族馮素弗墓中,出土了一對木芯長直柄包銅皮的馬鐙。這對馬鐙長24.5厘米,寬16.8厘米,是國際上現存時代最早的馬鐙實物。
  吉林市郊帽兒山墓地是20世紀八十年代發現的,其年代大致相當於西漢中晚期至南北朝。1993年在帽兒山墓地18號墓中出土了一副馬鐙,用銅片夾裹木芯,以鉚釘綴合加固。這是我國出土年代較早的馬鐙。北燕是慕容鮮卑所創建的王朝,當時在東北地區與高句麗互相爭奪地盤,雙方都很重視發展騎兵。由於慕容鮮卑與北方草原遊牧地區關係更為密切,便率先發明了馬鐙,從而使其騎兵的戰鬥力猛增。
  1965年至1970年,南京象山發掘了東晉琅琊王氏族墓群,7號墓中出土了一件裝雙鐙的陶馬,墓葬年代為東晉永昌元年(322)或稍後。這件陶馬的雙鐙是已知馬鐙的較早實例。
  1965年在遼寧北票西官營子發掘了北燕馮素弗墓。北燕是公元四世紀初遷至遼西的漢族統治者馮氏在前燕、後燕基礎上建立的鮮卑族國家,馮素弗是北燕王馮跋的弟弟。這是一座時代明確的北燕墓葬。墓中出土了一副馬鐙,形狀近似三角形,角部渾圓,在木芯外面包鑲著鎏金的銅片。

歐洲最早的馬鐙  歐洲最早的馬鐙,出土於公元6世紀的匈牙利阿瓦爾人的墓葬中,以窄踏板直柄金屬馬鐙為主。阿瓦爾人是來自蒙古高原的柔然人的後代。柔然人的重點活動地區是陰山以北的草原,與鮮卑人及北魏王朝發生多次戰爭被打敗之後,柔然人於6世紀沿歐亞草原之路西遷到匈牙利定居。因此,有些西方考古學者認為:是柔然人從中國北方把馬鐙傳播到歐洲,甚至認為阿瓦爾人的馬鐙就是中國傳統的直柄橫穿金屬馬鐙,或者有中國工匠直接參與到為阿瓦爾人制做馬鐙上來。因此,馬鐙被稱為「中國靴子」。
  通過上述考證與論述,可以確認:最早的馬鐙發現於公元3—4世紀鮮卑人活動的中國北方草原地區,這是中國古代北方遊牧民族對世界的一項偉大貢獻。
  馬鐙發明後,很快就由中國傳到朝鮮,在公元五世紀的朝鮮古墓中已有了馬鐙的繪畫。至於流傳到西方的馬鐙,是首先由中國傳到土耳其,然後傳到古羅馬帝國,最後傳播到歐洲大陸的。
  英國著名中國科技史專家李約瑟對中國發明的馬鐙給予高度評價,他說:「關於腳鐙曾有過很多熱烈的討論……最近的分析研究,表明佔優勢的是中國。直到8世紀初期在西方(或拜占庭)才出現腳鐙,但是它們在那裡的社會影響是非常特殊的。林恩·懷特說:『只有極少的發明像腳鐙這樣簡單,但卻在歷史上產生了如此巨大的催化影響。』」,「我們可以這樣說,就像中國的火藥在封建主義的最後階段幫助摧毀了歐洲封建制度一樣,中國的腳鐙在最初卻幫助了歐洲封建制度的建立」。
  事實上,歐洲人是踩著中國人的馬鐙進入了騎士時代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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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隱藏]
火 柴

「有智者,批杉條染硫黃,置之待用,一與火遇,得焰穗然。既神之,呼引光奴。今遂有貨者,易名火寸。」

《清異錄·器具》

   中國是第一個發明火柴的國家,這段歷史要追溯到1500多年之前。南北朝時代,公元577年,北周和南陳兩國合力圍攻北齊首都鄴城,北齊兩面受敵,當時王宮中已經非常拮据艱難,物資奇缺,特別缺乏燒飯和取暖用的火種,宮中后妃就發明了「發燭」這種新東西。它是用削得很薄的木片沾上融化了的硫磺製成的,在有摩擦力的硬板上反覆摩擦幾次就可以發出火苗來。宋代作家陶谷在他的筆記《清異錄》中又記載了一種叫「火寸」的東西,開始時人們叫它「引光奴」。它也是削得細薄的木條沾上融化的硫磺製成,但是它不易摩擦自燃,後來,人們又把磷塗在「火寸」上,才使它很容易就自燃起來,成為受歡迎的火柴。火柴的名字不少,還有叫「淬兒」和「取燈」的。

北齊的宮女發明火柴

    在國外,直到16世紀才有了類似的硫磺製成的火柴,現代意義上的火柴則是英國人發明的,後來經過瑞典人的改造成為只有在塗磷的表面才可以燃燒的安全火柴。外國研製的火柴被中國人稱為「洋火」,豈不知第一根火柴竟是我們的先人在1000多年前發明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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