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瀏覽: 775
[隱藏]
據GLOBOCAN 2018公佈的最新數據顯示,全球肝癌的年新發病例數達84.1萬人,居於惡性腫瘤第6位,死亡78.2萬人,居於惡性腫瘤的第2位。我國人口僅佔全球的18.4%,可是肝癌年新發病例達46.6萬人,死亡42.2萬人,分別佔全球的55.4%和53.9%,並且絕大多數肝癌一經發現就是中晚期。
在肝癌防治領域裡,我國眾多臨床醫生和科學家們傾注了大量心力,復旦大學附屬華山醫院欽倫秀教授便是其中之一。在2020年中國腫瘤學大會上,健康界有幸邀請到欽倫秀教授做客健康界直播間,關於我國肝癌的現狀,關於肝癌轉移問題,關於腫瘤的精準治療,他結合過往經驗進行了精彩分享。

肝癌高發三大原因:人口基數大,進展快,不良生活方式影響
國家統計局在2018年的統計結果顯示,我國總人數達13.95億。欽倫秀教授表示,由於我國差不多十分之一人口具有乙肝病毒感染史,龐大的人群基數導致我國多數原發性肝癌是由慢性肝病發展而來。
眾所周知,慢性肝炎-肝硬化-肝癌是通常所說的“肝癌三部曲”,即患者感染乙型/丙型肝炎病毒後患上慢性乙肝或者丙肝,肝臟組織反覆發生炎症直至壞死,肝臟在自我修復的過程中產生不執行任何功能、破壞肝臟內部結果的“瘢痕”,肝臟纖維化和硬化的狀態逐步形成,進一步發展為肝硬化,最終罹患肝癌。
欽倫秀教授補充說,有的患者可能沒有經過肝硬化這步直接發展為肝癌,進展期快,這也是我國肝癌高發的主要原因之一。
除此之外,黃曲黴素感染與不良生活方式增加了肝癌的發生風險。欽倫秀教授指出,過去的飲食方面常含一些致癌因素,比如黃曲黴素的污染。另外,近年來由於我們生活水平的提高,代謝性肝病的發生情況也在日漸提升,這成為了我國肝癌發生率居高不下的重要原因。
聚焦肝癌轉移,關注腫瘤微環境
作為我國肝癌領域的翹楚,欽倫秀教授帶領團隊在癌轉移理論與機制、預測手段和防治策略等方面做出了系列創新性貢獻,比如首次發現肝癌轉移潛能始於原發瘤早期,修正了“轉移發生在癌進展晚期”的傳統認識;發現一組肝癌轉移分子標誌物,創建全球第一個經大樣本驗證為更精準的肝癌轉移預測模型;發現阻斷肝癌轉移的新靶點,發展術後抗轉移治療新策略。
欽倫秀教授告訴健康界,腫瘤轉移是一個非常複雜的問題,這也是良性腫瘤和惡性腫瘤的主要區別,如果能解決腫瘤轉移的問題,不僅是肝癌,我國惡性腫瘤都可以獲益。
“除了癌細胞本身的惡性因素,癌細胞在腫瘤發生和進展過程中也會發生遺傳學的改變。”欽倫秀教授解釋說,惡性細胞相當於已經壞掉的種子,獲得轉移能力後就會出現其他問題,種子想發芽長成莊稼也要賴於它的生存環境。而腫瘤細胞在所謂的腫瘤微環境和宿主的整個大環境下,目前已知炎症反應和免疫反應的失衡是在促進腫瘤轉移的。“所以免疫治療等技術迅猛發展的今天,怎樣平衡腫瘤微環境將是研究抗腫瘤轉移的一個很好的思路,這也為預測腫瘤轉移風險提供了方向。”
欽倫秀教授也透露,最近在著重關注腫瘤的代謝異常,由於體內代謝異常,癌細胞的生物學特性和整個生存環境都會受到影響。
腫瘤精準醫學重在探索機制,協同治療
隨著醫學手段的不斷豐富,精準醫學成為了主流方向。據悉,精準醫學的含義就是要精確識別,找到基因、分子水平的發病機理,針對基因分子靶點實施精準打擊、精確治療,目前在癌症防治領域同樣應用廣泛。
2018年左右,欽倫秀教授應邀在詹啟敏院士主導的科學雜誌增刊上寫了一章關於腫瘤精準醫學的內容,在裡面特別談到了我國精準醫學面臨的機遇與挑戰。欽倫秀教授表示,一般大家想到精準醫學無非就是測序,然而這只是其中一部分,精準醫學涉及疾病風險和預後預測、診斷、治療等方方面面。
對腫瘤來講,分子靶向治療備受關注,免疫治療的發展同樣為臨床提供了更多更有效的治療手段。“如何利用好豐富的醫學手段是專科醫生要著重考慮的。”欽倫秀教授提醒道,“再高級的治療藥物和治療手段都各有利弊,作為臨床醫生,更要懂得基於精準的分子診斷為腫瘤患者選擇最佳、最適的治療方案。”
如何實現腫瘤的精準治療?欽倫秀教授認為重在探索機制,協同治療,並尋求應對不良反應的手段。癌症可防可治,無論是臨床醫生還是腫瘤患者,我們要理性看待科技的進步,聯合運用好“戰鬥武器”。



回覆 引用 TOP

[按此隱藏 Google 建議的相符內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