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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隱藏]
作者丨張楠茜

編輯丨王畢強

每天,在廣東東莞大街小巷或廠房林立的工業區裡,包括電子、皮革、縫紉、玩具廠在內的各型別的工廠都在招聘。需要10人,通常招20人。許多工廠降低年齡要求,只要身體健康,能幹就行。工資也漲到每月5000到8000元,“上不封頂”。

據專做東莞工人中介服務的王超介紹,目前進廠的打工者平均年齡在22歲左右,只要肯幹,先拿四五千塊錢一個月,邊幹邊學,等到當上技工師傅就能有個七八千塊錢,前提是熬得住。

“只要員工在工廠能待10天以上,我的中介工作就算成功,但就算是這樣,我經手的新員工進廠能幹滿10天的,還不到60%。”他說。

年輕人越來越不愛進工廠,甚至正在逃離工廠。他們的選擇有很多,送外賣、快遞員,甚至回到老家開個小店。

劉文平進廠打工已有8年,多次逃離又多次回去。掙錢只能靠加班,經常一兩個月沒有休息。在不斷重複的工作裡,他沒有任何成長,意志越來越消沉。為了想掙脫這樣的環境,幾乎每幹半年,就會離開工廠。


在他們看來,工廠招不到人的根本原因還是待遇和管理問題。但是一些工廠寧願長期空崗,也不願意改變,旺季大量招人,淡季就辭退工人。

年輕人逃離工廠:一個月換十幾家廠,每家就幹兩天

紅色的水桶裡塞滿棉被,鼓鼓囊囊冒出來,水桶下墊著黑色行李袋,一起坐在小推車上。程波左手拉推車,右手推著一個及腰高的41寸行李箱,停駐在東莞虎門鎮博頭路的一家製衣縫紉廠門前,盯著捲簾門上的招聘資訊,搜尋“臨時工”三個字:“招臨工,計件,月薪5000到10000元,上不封頂,包吃住。”


程波是一名車位縫紉工,一直在找工作。他走進這家工廠,偌大的車間,上百臺縫紉機只有不到十個工人在工作,縫紉機不停地發出嘎嘎的刺耳聲音。一位女工告訴程波,去年疫情後,很多人就沒有回來工作了。她把兩片布塊對齊放進縫紉機裡,線軸上下轉動,將絲線整齊細密地扎進衣服。

縫製一件公主裙,要完成抽褶、縫合、卷邊三道工序,主管給出的計件工資是每件1元5角。程波摩挲面布、面紗、里布,考慮是否要留下。車間溫度高,汗水浸溼他的後背。主管戴著口罩,眼神裡卻寫滿了不耐煩。

程波最終沒有接下這份工作,提桶走了。“看一個工廠好不好,要看工作的人多不多,領導好不好。這裡做裙子的工序複雜,1塊5的價格有點低了。”


這已經是兩天半的時間裡,程波面試過的第十份工作。他在上一家工廠做滿一個月,結算工資的時候才發現工價被主管降低了,少拿了3000塊的工資。因為怕重蹈覆轍,他找工作變得小心謹慎,而且只想找臨時工。

“只要嘗試做過臨時工,沒被坑過的,都會選擇去做臨時工而不是正式工。”王超在東莞經營著一家名為禾匯企業資訊諮詢有限公司的勞務中介,他很能理解程波。他現在主要做臨時工的服務,“一是方便結賬拿錢走人,二是不用像正式工那樣押一個月的工資。”

沒有找到新的工作,再多待一天,吃住又是花銷幾十塊,程波直接去火車站,坐車回老家了。這次離開奮鬥過十來年的廣東,他不會再回來。

“要提最紅的桶,大吉大利。”東莞的打工娃劉文平說,他也離開工廠半年了,並且決定不再進廠。

據去年的《東莞市製造業人才發展狀況調研報告》顯示,在東莞,有超過420萬人從事製造業,無論是在鋼筋森林的大型工業區,還是藏於巷子的小型作坊,工廠每天都在招工,吸引著來自全國各地的年輕人進廠。一些人也像程波、劉文平那樣,選擇逃離工廠。

水桶是每個工廠娃的必備品,他們把離開工廠戲謔地叫做“提桶跑路”。

劉文平身高1米6,圓臉、小眼睛、厚嘴脣,來自貴州山區,說普通話不分平翹舌和前後鼻音。他從2013年來到東莞,在工廠工作8年,9次提桶跑路。送過外賣、做過中介,還做自媒體。現在他住在東莞一個月230元的出租屋裡,每天吃飯、睡覺、上網,對未來很迷茫。

他今年28歲,中學畢業、職高輟學,進廠8年,從電子廠的普工幹到印刷廠的機器師傅,月薪從3000元到8000元。其間,他提桶跑路9次,在每一家工廠最多三個月、最長不過一年。

在中介王超看來,能在一家廠裡待夠三個月的劉文平,已經算踏實。頻繁提桶跑路,是現在很多年輕人進工廠的常態。


今年春節後,王超16歲的侄子不願意再繼續上學,從老家重慶到東莞打工,王超負責給侄子找工作。侄子一個月就換了十幾個廠,每個廠幹兩天就離開。他服務的一個21歲的廣東小夥,4月初進廠工作僅一週,就找王超借了兩百塊,然後離開工廠,失聯了。

王超發現,因為年輕工人的不斷流失,一些大的工廠工人斷層嚴重,班組工人編號從一千多號,一下就到四五千號——中間是走掉的,前面幾個是十幾年的老員工,後面的就是從技校合作籤來的學生工。

最底層的“白菜價”的學生實習工是目前最好招的,每年的暑假,大批從技校來的學生工,被一輛輛的大巴車拉到工廠,他們每天固定工作10個小時,從早晨7點做到晚上8點,一個月不休息,到手還不到4000塊錢。

“現在年輕人都比較浮躁,都是家裡的獨生子女,如果沒有班上了,一打父母電話,借點生活費,又過個幾天。”王超說,很多工廠裡只剩下兩類人,一是來了剛出社會尋求過渡的年輕人,幹幾個月就走;二是已經結婚的三四十歲的,上有老下有小,不敢失業,進工廠求的是穩定。

每天工作12小時,站著都能睡著,還要被剋扣工資

2012年,劉文平初中畢業。他在家中排老二,下面還有弟弟和妹妹。父母都是不識字的農民,因為家裡貧困,大哥中學畢業就出門打工,把機會讓給弟妹。劉文平成績不好,也沒有繼續讀高中,問母親要了1000塊錢,第一次坐火車到重慶,去了萬州的一家職業學校讀書,想著將來可以靠打工供自己讀書。

讀了半年,劉文平卻發現在這家職業學校完全學不到知識或者技能。身邊同學都是因為成績不好才來的,天天打架抽菸混日子,不僅沒有學習氛圍,考試還被老師鼓勵花錢買答案。每一屆學生畢業,都被學校安排進工廠打工,學校還收取中介費用。

2012年下半年,劉文平進入一個日本馬達工廠勤工儉學。他在流水線上做測試工作,工價是每小時9元5角,一個月的工資到手2000多塊錢。

他想著,既然遲早都是幹流水線,何必費勁讀幾年書,於是直接輟學,去了哥哥在的東莞找工作。

2013年,國家最低工資標準是1310元一個月,這也是東莞絕大多數工廠的底薪。彼時,東莞已經是全世界電子製造業最大基地,號稱“東莞塞車,世界缺貨”,電子廠是很多學歷不高、又沒技術的年輕人的進廠首選。

劉文平也跟著老鄉一起,進了一個電子廠當普工,負責組裝手機螢幕上的亮度燈。一個小時10元錢,兩班倒,白班是每天早上8點到晚上12點,夜班是晚上8點到第二天中午12點,他第一次體會到“站著都能睡著”。


傳送帶不斷運輸零件,劉文平雙手機械地重複組裝,耳朵裡是無休止的機器轟鳴聲,他覺得大腦空白,手練到條件反射。一天工作10個鐘頭,沒空和旁人交流,照做、執行,他跟著傳輸帶一起,彷彿一起成為一個機器。

在工廠裡,所有時間都被嚴格切割。早8點到晚8點,每2個小時休息10分鐘,中午12點到1點是吃飯時間,有的工廠大,車間離食堂遠,跑得慢,到了食堂還要排長隊。吃完飯回到車間,趴在機器上或者躺在地上休息一會兒,又要接著開始幹活。

工人上班是白班、夜班兩班倒,流水線則是日夜不停,夜班要通宵,加5塊錢,不願意幹就得走人。每天都很累,回到宿舍只想躺著。

上班時間要上廁所,就要請線長來頂上。一條線十幾個人,只有一個線長,所以工人上廁所也要小心翼翼。小號5分鐘,大號10分鐘,每個人有次數限定,並且要登記在本子上。

幹了不到一年,劉文平提桶跑路。他想找別的工作,但是學歷拿不出手。從工廠裡出去,他還是像剛畢業的中學生進入社會一樣,什麼也不會,整個人沒有自信,比以前更加內向,找不到比工廠工人更好的工作。

眼看著錢快花完了,劉文平又進入一家電子廠,幹了一年。2016年,他再次提桶跑路,換去了一家印刷廠做普工,每天插充電器的紙盒子,還是像以前的電子廠一樣,做機械的重複性工作。

在工廠裡,老闆用upph(單位人事產能)來衡量員工工作績效,充斥著比速度的氛圍,直到達到人的極限。劉文平每天折上萬個裝充電器的紙盒子,手指磨得起了水皰,他仍然不斷調整拇指方向、胳膊幅度,希望能加快速度。“但你幹活的手速快,流水線調的速度更快,你悶著幹,領班也拼了命地催。”

一切都沒有盡頭。他要和自己比,前一天做了9000個,第二天就要做10000個;要和同事比,如果有人做得更多,就要超過旁人。每天晚上,線長都要開會做總結,不留餘地地當眾批評做得慢的工人。

劉文平雖然沒有被坑過,但一些朋友告訴他,發工資的時候和最初的預期差別很大。雖然很多工廠招聘寫著,普工月薪3500元至9000元,組長月薪4000元至10000元,上不封頂。但老闆會找各種理由剋扣工資,比如遲到、不參加團建、業績或者表現不好,一扣就是上百塊。幹了一個月,有人明明算的工資有8000塊,到手卻不到一半。

一些人不斷離開工廠,“除了一堆遊戲裝備面板和會員卡,一身傷病,僅剩的住房公積金,還沒開始就結束的情感,什麼都沒有。”一位離開工廠的人這樣寫道。

劉文平在印刷廠幹了一年,又離開了。他每次走,都下定決心不再進廠。但是最後錢快花完了,找不到別的工作,還是隻能回到工廠。

流水線的苦是看不到希望,學技術、做兼職、送外賣,但都失敗了

“其實幹流水線沒有不苦的,不只是身體的苦,更大的苦是看不到希望。很多人想跳出工廠,卻沒有方向。”劉文平這樣總結自己的工廠生活。

他剛來到東莞時,想要出人頭地,但進入工廠,一眼就看到生活的盡頭——廠子裡有人做了一輩子,升到線長、組長,工資就比員工高几百塊。不僅如此,他們因為常年熬夜、重複機械工作,黑眼圈深重,有人年紀輕輕就頭髮花白、活力盡喪。

劉文平很害怕自己以後也會成為那樣,他開始尋求出路。用進廠第一個月的工資,他買了臺電腦,學會電腦的基本操作,還有平面和動畫設計、網站建設、基本的視訊照片處理技術……他搭建了自己人生中的第一個網站,在上面寫寫自己的工廠生活,順便結交一些朋友。

後來,劉文平又開始做優化網站,做seo(搜尋引擎優化)排名、掛廣告贏利,幫一些小工廠建立網站、收取費用。2015年,他最多同時做過十幾個網站,可以依靠這份兼職,離開工廠過生活。

但沒過多久,他的網站就遭到攻擊,導致廣告聯盟封禁賬戶,收入又變得不穩定,他不得不再度回到工廠。

在廠裡,他也遇到過很多努力的人。有一個在工廠多年的工友每天都幹活積極,甚至別人休息的時候他也在幹。後來廠裡線長的職位空缺,他以為自己能上,卻由一個剛進廠的、和組長關係好的年輕人頂上了。工友一蹶不振,幹活兒也慢了,組長開始因為各種小事找他茬,他沒過多久就離開了。

劉文平看過太多普工被淘汰的例子,於是他努力從普工幹到了技術崗位。進入一家印刷廠後,老鄉把他從流水線調到機臺上做學徒。一個工廠往往只有一兩臺機器,對應一兩個師傅。師傅教會徒弟師傅就會被淘汰,所以除了關係好的,師傅一般不會教人。劉文平一開始在旁邊偷偷學,下班的時候整理好材料、調好機器,師傅上班了直接操作,他就有機會跟著學。時間久了,師傅看他勤快,也願意說幾句。

別人一個月就學會的機器操作,劉文平學了幾個月,終於在2017年能夠操作機器了。他提桶跑路換了個廠子,成為操作機器的師傅。這時候,他已經能拿到8000多一個月的工資。

新進的印刷工廠,卻在半年裡就倒閉了。這家印刷廠原本是一家小廠,老闆接到一個大訂單,於是擴大規模,買入新裝置,員工也從幾個人增加到十幾人,但很快就因為資金週轉不開,只能裁員,先裁掉做飯的阿姨,換成老闆的老爸來做飯,然後裁掉普工,最後就到了操機師傅劉文平。

在離開工廠後,劉文平送過外賣。但意外不斷,有時候剮蹭到別人的車,有時候車被交警扣了。


有一次凌晨送餐趕時間,加上路燈昏暗,他一個沒注意,連車帶人栽進了坑裡,手掌和胳膊都擦出了血,送的飲料灑了一地,燒雞摔出去老遠。按照外賣平臺的規定,他只能自己賠錢。小傷捨不得去醫院,劉文平回家清理傷口,為了減少些損失,他把摔壞的外賣吃了,邊吃邊苦笑。

前些年,他靠打工存了一些錢,聽一位網友的建議,買虛擬幣和資金盤,每個月都投工資進去,卻遇到詐騙公司,40000多元的積蓄全虧了。

因為沒錢,他三年都沒臉回家,也不敢告訴父母。去年國慶節假期,劉文平終於回家了,他一邊裝修家裡的老房子,一邊和一位帶孩子的離異婦女相親,卻被對方拒絕了。

無解的結構性用工荒,真要用機器取代工人?

“普工一個月4500-5000塊,只要能做就行,50來歲的都接受。”這是彭曉軍的鞋廠開出的招聘資訊。他的鞋廠位於東莞道窖工業區,北靠廣州,成立十幾年,主要做鞋底的橡膠和中底工序。

彭曉軍記得,十多年前,兩三千元的工資招年輕人根本不是問題。那時候,沿海城市的市區居民90%的人都是工人子弟,年輕人要想進個好的工廠,還得托熟人請客送禮;一些大工廠有各種面試考試,對性別、年齡,甚至是省份和民族都有要求,還有些廠連染髮、文身、指甲長的員工都不要。

2014年左右,東莞出現招工荒,一些廠子雖然調高了工人工資、更換廠址,但用工荒已經成為結構性問題,一直沒有改善。

現在,每天都有朋友的廠子倒閉訊息傳來,彭曉軍感嘆老闆不好當。他的廠子裡,一共有100來號工人,員工基本上都是40歲上下的,上有老下有小,工作穩定。然而,這些老員工奮鬥的動力,就是子女不要再進廠當工人。

“家裡就一兩個小孩,都是寶貝。所以小孩都不想進廠,有的來了幹幾天,一兩個月就走了。”彭曉軍工廠的行政主管說,他家裡也只有一個孩子,不會願意讓孩子進工廠。

去年疫情,訂單和收入都不穩定,彭曉軍的工廠沒有更新裝置,但今後用機器替換人力是必然的趨勢。通常來說,一臺機器幾十萬元,能取代兩個熟練工,原來兩個工人要做一天的量,一臺機器半個小時就完成了。

而為了招到人,像彭曉軍這樣的工廠管理人員,越來越傾向於和用工中介合作。中介夾在工廠、工人中間,更能瞥見結構性招工難下,一些難以調和的問題。


上文提到過的王超的中介公司,就屬於分包公司。一邊,王超把工人對接到勞務派遣公司,派遣公司簽有多家工廠,哪裡缺人就送哪裡去;另一邊,他跟員工籤臨時協議,約定做滿工期,按工價拿工資。

工人每小時的工作,中介都能拿到提成。當中介從工廠或勞務派遣公司接單出來,比如工廠本來給20元一個小時,轉幾手,中介抽一元或五角,勞務派遣公司再抽去一點,層層分包,到工人手裡可能就是17元一個鐘。

入行近四年來,王超見證了成百上千次提桶,離開和回來。有人從他一入行就跟著他幹,穩定地能在一個工廠幹上一年多。也有“三和大神”類似的人,對方沒有微信,沒有手機卡,平時從來不和他聯絡,等到發工資的那天,會想盡辦法找個地方連上Wi-Fi,用支付寶發訊息要工資,2000塊錢可以用半年。

王超認為,工廠不是招不到人,而是捨不得提高待遇,缺少熟練工和苦工種。“比如,雖然招聘啟示上寫著每月工資8000元,但實際上到手就四五千塊。又比如,員工提意見,每天到晚上一兩點的加班時間太長了,你工廠不改,哪怕臨時工去了也會走。一些廠子一個小時只給14塊錢,別人給18塊錢,那肯定工人要去18塊那裡。”

雖然年輕人不好安排了,但王超並沒有感覺到用工荒,新生勞動力仍然源源不斷地來到東莞。在接受採訪期間,一個微信語音電話匆忙打進來,是4月初不辭而別的廣東河源小夥。他從工廠離開失聯近一個月,現在突然又回來要找工作,還帶來兩個朋友,一個是2003年出生的弟弟,一個是還沒滿16歲的表妹。他希望王超幫他找找關係,三人一起進廠。

年輕人尋求機會進廠的時候,劉文平則在4月底又回到貴州深山裡的老家。因為父母都不識字,也不會掛號,他要帶著腿腳疼痛的媽媽,去七八十公里外的縣城醫院看病。他想著,忙完這一陣,還會回到東莞,也許會到工廠區附近開個貴州羊肉粉店,再試試能不能不進廠也可以在這裡生活下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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