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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解組織力、凝聚力下的中國,是我們所有認知的基石。這也許就是紅杉等眾多投資公司押注中國的原因,也是無數海外企業想盡方法在中國開店辦廠找夥伴的誘惑,更是我們這些普通人拼搏奮鬥的憧憬和動力。

來源丨遠川科技評論(ID:kechuangych)

作者丨董指導

在我剛進入投資行業的時候,前輩在第一天就提問了一個問題:投資的本質是什麼?我想了幾個答案,投資是投企業、看盈利、做複利等等,但都不那麼令人滿意。而前輩給出的結論是,投資是認知的變現。盈利只是結果,認知才是根本。

這個答案我揣摩體會了好幾年,而當我繼續成長之後,才更加深刻體會到,何止是投資,工作、生活甚至人生,基本都是認知的“變現”。於是,我便喜歡了研究這項工作,因為這可以提升認知,是有意義的。

而聚焦中國,無論投資、創業、工作、生活,所有認知的基石,便是如何理解中國、理解影響中國經濟、產業的因素。在過去一年,有三大因素成為社會輿論焦點:中國產業鏈是否會轉移出去?晶片被卡脖子是否有出路?自主創新到底行不行?而理解這些,便能儘可能貼近科技產業的真實脈搏。

恰好,在年底,我也觀看了羅振宇2021“時間的朋友”跨年演講,關於上述三個問題都有所涉及。關於產業鏈羅振宇講了一個印度小夥的故事;關於晶片和自主化,也帶來了產業一線的研發、採購的資訊。這些素材就像一塊塊小拼圖,為我們理解三個話題提供了更完整的畫面。


新年伊始,我們便從這三個角度來進行探討,尋找認知的基石。

中國產業鏈會轉移嗎?

過去三十多年,中國依託人口紅利、供應鏈豐富度、產業深度等等,成為世界製造工廠。但在中美摩擦之下,中國產業鏈轉移出去的擔憂開始加劇。一般認為有兩大腹地可以承接:一個是印度;另一個則是越南。但事實上,這兩個國家,都不太行。

先來看看印度。“印度超越中國”的聲音這麼多年來也從未間斷,著名美籍經濟學家黃亞生就是個很有代表性的例子。黃教授從1995年開始就為印度崛起搖旗吶喊,“龍象之爭”的說法也算是他提出來的。2015年,黃亞生做客許知遠的節目,談及印度時說:中國哪個方面都比印度優越,除了制度。

國內輿論對印度的看法,一直有種兩極分化的特徵。一方認為印度有人口紅利,也有更加市場化的制度,極具發展潛力。另一方則認為滿分100考40,當然可以說有發展潛力,但這麼多年下來,似乎也沒上及格線。事實上,從各項經濟資料上看,印度是個不折不扣的大國。

根據美國研究機構世界人口綜述(World Population Review)的測算,印度去年的GDP將達到2.94萬億美元,超越英法成為全球第五大經濟體,差不多是中國2004年的水平。而在衡量工業水平的三大硬指標:發電量、鋼鐵產量和煤炭生產上,印度的煤炭鋼鐵產量僅次於中國,發電量也位居世界前列。

而製藥、IT和電影工業是印度的三大王牌產業,貢獻了超過10%的GDP,卻也有著兩個關鍵的缺陷。

首先,這三大產業始終是國內精英的獨自狂歡,其價值並沒有惠及廣大的底層人民。其次,由於產業鏈長度和專業性的限制,註定了這三大王牌產業只能吸納一小撮就業,三者合計不過千萬人。較之印度龐大的人口規模,實在是杯水車薪。

同時,如果看印度的製造業統計圖,會發現有90%的“公司”其實都是一家幾口齊上陣的小作坊。而且,印度發展製造業,在法律上有枷鎖:比如著名的MGNREGA,即聖雄甘地農村就業保障法,就承諾為每個申請人在當地提供100 天的非熟練就業機會,如果15 天內不解決就業,政府還必須提供一定的失業津貼。


印度各型別製造業就業人數

資源稟賦上有先天缺陷:雖然礦產種類豐富,卻缺乏製造業的關鍵能源,原油和冶金煤。印度探明原油儲量46 億桶,差不多是中國的1/6;印度冶金煤儲量337億噸,僅為中國的3%。

羅振宇在演講中,也講了一個故事,中國老闆在印度有個工廠,提拔了一個非常能幹的印度小夥,但沒想到被提拔後小夥卻遭到打罵,因為這小夥子是個低種姓,“上不得檯面”。這也指向了在經濟、技術之外,持續壓制印度人口紅利爆發的重要枷鎖:印度“種姓”制度。這是非常關鍵、卻又難以變更的社會因素。

2004年,韓國製造業巨頭浦項制鐵打算在印度興建工廠,媒體驚呼“印度勢頭直逼中國”。然而之後的12年,浦項制鐵相繼經歷了合作夥伴退出、農民抗議徵地、許可證審批受阻、當地政府幹預投資等等一條龍服務,最終在2016年宣佈放棄建廠計劃。

這12年的時間, 見證了一家雄心勃勃的製造業巨頭,在印度逐漸耗盡耐心,最終敗走的全過程,也恰似印度製造業屢戰屢敗的縮影。印度需要改革,但改革的本質,在於打破舊的生產關係,創造適應生產力的新生產關係。其難點不在“創造”,而在“打破”。對於當前的印度而言,並非易事。

而越南同樣無法對中國構成威脅。越南發展基本都是靠外資,先是日本、韓國(2018年越南三星的出口額達到600億美元,是越南全國出口的1/3),最近幾年也多了中國企業。而越南的優勢歸結起來主要是:零關稅政策多、地理位置優勢、以及目前僅為中國三分之一薪酬的人口紅利。但,這些優勢也並不穩定。

勞動力方面,越南畢竟“只”擁有1億人口,相比中國和印度的14億要遜色不少,這也就意味著人口紅利雖然存在,但總量不大。越南的勞動力成本快速水漲船高,前幾年均以每年10%的速度增長,近兩年增速也有5%-7%,趕上中國可能也就是三五年時間。同時,適齡勞動人口的數量也已出現拐點。

政策和營商環境方面,稅收優惠力度仍然誘人,但蜂擁而至的廠商推高了土地價格。2019年,南部胡志明市的工廠租金平均達到4.1美元/平米,北越經濟圈也有3.5-4美元,與之相比,蘇州是4.2美元,東莞只有3.6美元,而越南的水電價格也要高於中國。

因此,施展教授便認為,越南電子產業是“兩頭在外”的“半體外迴圈”狀態,是中國產能的“溢位”而非“轉移”。看來,印度、越南,做東莞可能可以,但做深圳還不行。

如何突破卡脖子?

2020年8月,華為公開表示海思麒麟高階晶片已經“絕版”,中國最強的晶片設計公司,就在我們眼皮子底下被鎖死了未來,也令“卡脖子”問題更加突出。

雖然美國半導體行業產值大約佔全世界的47%,體量上處於絕對優勢;但韓國、歐洲、日本、中國臺灣、中國大陸等其他“豪強”也各有擅長,與美國的差距並不是無法越過的鴻溝。

比如,韓國在產值1500億美金的儲存晶片領域,佔據壓倒性優勢,雙強(三星、海力士)佔據65%市場;歐洲在模擬晶片領域有三駕馬車(英飛凌、意法半導體、恩智浦),從80年代起就從未跌出全球二十強。

日本不但有獨步天下的影象識別晶片,以信越日立為首的幾家公司,更是牢牢扼住了全世界半導體的上游材料。中國臺灣在千億美元級別的晶片代工領域,更勝美國一籌,臺積電和聯電佔據60%的規模,以日月光為首的封測代工也能搶下50%的市場;

中國大陸依託龐大的下游市場,近年晶片設計領域發展迅速,不但誕生了世界前十的晶片設計巨頭華為海思,整體晶片設計規模也位居世界第二;晶片封測更是有了長電等國際前列。

看似一超多強,但美國禁令一出,其他國家紛紛遵守,中國大陸面臨巨大壓力。而大家忌憚的,其實是美國手裡的兩張半王牌:晶片裝置、設計工具、以及材料。

半導體裝置商,不僅提供裝置賣鏟子,還要全程服務賣腦子,可謂是晶片製造商的外接大腦。根據2019年資料,全球前五大半導體裝置商佔據了全球58%行業營收。其中,美國獨佔三席;其餘兩席,一席是日本的東京電子,另一席荷蘭的阿斯麥,恰巧,這兩家又都是美國一手扶持起來的。

美國靠著多年的“時間積累”和超高精密度“工藝技術”,在裝置領域形成了牢牢的主動權。而時間和技術,都不是後進者可以一蹴而就的。

設計方面,素材庫、IP庫、以及模擬驗證,對晶片製造至關重要。加州大學教授有一個統計測算,2011年一片SoC的設計費用大概為4000萬美元,而如果沒有EDA,設計費用則會飆升至77億美元,增加了近200倍。設計是晶片產業的高槓杆。

我國最大的EDA廠商華大九天在全球的份額差不多是1%,而美國三大廠商Synopsys(新思科技)、Cadence(楷登電子)以及Mentor Graphics(明導科技,2016年被西門子收購)則佔據了80%以上的市場。

其實單純寫出一套軟體,難度並不大。關鍵還是要有海量豐富的IP、PDK,以及產業上下游的支援配合。單點突破未必有效,需要軍團全面突圍。

而材料領域,無論提純、還是配方,基本的理論原理、工藝技術都不是難事兒。但如何選材、配比,從而實現極致的效果,卻需要高度依賴經驗法則,即業內常說的“know-how”。

梳理了晶片被卡脖子的領域之後,可以發現,與其說晶片是個科學問題,倒不如更是個工程學問題。

要解決這個問題,有三個途徑:一個是採用正確的心態,保持自主攻關的同時,也要繼續保持對外開放;另一個是正確的方式,把一個個具體的挑戰,拆解成龐大的工作量,然後靠資金、資源、人才、時間、耐心、決心,一口一口地吃下來。而更為重要的,就是加大基礎理論研究領域的投資和精力。

2018年,我國基礎研究費用,在全年總研發支出中僅佔5%,而這還是10年來佔比最高的一年。而同期美國基礎研究佔比則是17%,日本是12%。正如任正非所言,晶片砸錢不行,得砸數學家、物理學家、化學家。只有實現基礎技術能力的創新突破,以及與工程能力的大會師,才能贏取下一個時代。

自主創新行不行?

2018年,被譽為“中關村才女”的樑寧,寫了一篇關於作業系統和晶片往事的文章,被產業界一致認可。這其中便提到了我國關於自主創新態度的搖擺不定。有人覺得我們不行,做不出來;有人說造不如買、反正都能買到。這種爭議糾結,在作業系統領域非常突顯、令人扼腕。

倪光南從上世紀90年代、PC時代就奔走呼籲自主系統;而王堅在手機時代呼籲自主系統。雖然時代變了、行業的海外霸主變了,但我們面對的情況卻從未改變:還是沒有一款能打的產品出來。而回顧1989迄今的三十年失敗之路,卻五大共同的因素需要警醒。

各自為戰:作業系統不是小工程,需要足夠的研發力量。無論在PC還是手機時代,我們研發公司數量多、力量弱。某專家曾說過,如果5個自主晶片,3個自主系統,那就是15套版本。我們要做的是挑戰巨頭,而不是排列組合。各自為戰,無異於用一百個雞蛋依次撞一個石頭、用一群小學生和博爾特賽跑。

硬體短板:微軟的崛起,離不開做電腦的IBM、做晶片的Intel;谷歌的崛起,離不開手機廠商的支援。離開硬體做系統,等同於離開土壤種花朵。我們有收購IBM的聯想、最大的PC市場;有全球前列的OVHM,最大的手機市場;遺憾的是,對於國產系統而言,硬體總像2012年的第一場雪,來得比海外晚了一些。

追趕困局:商用作業系統具有天然壟斷性,一旦前排優勢形成,後發突破難於上青天。毫無疑問,在谷歌超越微軟、諾基亞的霸主之路上,放棄PC、放棄功能機,提前卡位移動浪潮是關鍵之舉。與其在別人壟斷後,吃力追趕、或者彎道超車,倒不如換個賽道、抓住一次新浪潮,把錢砸向未來。

獨食貪念:做一個作業系統並不難,難的是有人來捧場開發應用、適配硬體,從而讓消費者願意使用。生態建設,只有錢做不到、只靠政府批文也做不到。要有主導維護者,沒有獨享利益者;要人人有付出、人人有回報。動輒把自己的應用全塞進去,甚至下場搶飯碗,斷不能成事。

備胎思維:我們不能拿著美國會黑屏斷供的假設當動力,定位於備胎,而更應該站在產業、科技的趨勢,尋求技術、產品本來的樣子,這樣才會有真正的競爭力、贏得消費者的認可;從國產替代走向國產引領。

而這其中,最關鍵的要素,可能還是我們自己的態度。自研三十年,“國產作業系統”總伴隨著外部環境起落浮沉:如膠似漆時,“國產自主”如同雞肋,無人問津;劍拔弩張時,“國產自主”的口號響徹雲霄,氣勢如虹。但幸運的是,樑寧從一線而來的感受便是,自主創新的戰略決心是鐵板釘釘的。

中國科技雖然有短板,但是並沒有缺環。幾乎所有的被卡脖子的領域,都有國產替代企業。未來,這些卡脖子清單,都會轉化為機會清單。這是一個充滿期待、也值得期待的未來。


結尾

在這場跨年演講中,羅振宇還講了一個小故事也很有趣,同事在機場對羅振宇說,“這塊牌子(黨員先鋒崗),老外要是能理解得了,才算真的理解了中國。”

這個小故事,指向的正是一個核心問題:中國的內生組織力。這是一張被組織起來的網路,既對內又對外。這張網路規模龐大、層次豐富、密密匝匝,既有強度,又有彈性。這是我們面對疫情、走出疫情的勇氣和實力,也是面對卡脖子、實現自主創新的重要途徑。


而理解組織力、凝聚力下的中國,是我們所有認知的基石。這也許就是紅杉等眾多投資公司押注中國的原因,也是無數海外企業想盡方法在中國開店辦廠找夥伴的誘惑,更是我們這些普通人拼搏奮鬥的憧憬和動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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